正如上述两位泰斗所言，把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主线之一，并不是完全忽视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的研究，而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作出新的解释。如用“动力系统”和“道路选择”分析反帝反封建斗争、国共斗争和制度改革。由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开展的，使之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由此引起各种各样的改革和革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和革命的关系问题，有的论者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打断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有的论者把两者分离开来，认为近代中国有两个基本问题和两条发展主线，一个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另一个是要求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有失偏颇，后一种观点是就整个近代史的主体构成内容而言的，并只从工业化等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设方面来看待近代化，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和道路的问题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考察其是否到位？是否过激？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解释体系的影响
    8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以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为主线，而且以此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现代化研究则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外环境和条件作为研究的中心线索，并把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纳入这一中心线索之中。由于中心线索的不同，使解释问题的思路亦各有不同。以前的研究，在考察、分析和解释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思维定势：对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革命者、中国的所言所行一味地加以颂扬和肯定，对他们的相对一方则几乎一概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现代化研究，对这两方面的评判，注重于考察他们的言行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对于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革命者与统治者和改良者之间的关系，从“队伍结构”、“力量结构”、“资源结构”和“道路选择”的角度考察其自身状况、彼此关系和实际作用。
    就民众与政府的内容而言，从现代化建设队伍由各级政府、社会精英、人民大众三个层次构成的角度进行研究。不仅考察他们各自的素质状况、组织状况、能量结构和作用发挥，而且考察他们三方之间有何互动、如何协调和整合，以及这些互动、协调和整合所达到的程度及其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就无产阶级、劳动阶级与有产阶级、剥削阶段的内容而言，既考察不同阶级及其代表者对现代化的不同追求和不同道路选择，也从生产者和投资者、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考察他们各自在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素质、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提高状况。对于有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着重考察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组织状况，所采用的生产方式、资源组合形式、管理方式及其与生产力提高的关系。如企业家及其群体的素质和组织水平；现代性企业制度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企业集团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互相渗透和结合；经营地主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技术改进与资本主义化；国民收入分配的贫富差别与资本积累。
    就革命者与改良者和统治者的内容而言，不仅分析他们各自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从制度变革和道路选择的角度进行分析。如革命者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政府；改良者与革命者本同一目的，都具有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意义，但所采取的手段有别，所产生的功效不同，改良者的作用主要发挥在体制内改革中，革命者的作用主要发挥在体制外改革中，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处于主导地位；统治者并非一味地拒绝改革，完全甘心于国家的落后和挨打，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之下也有一定的改革举措，但是不愿意进行触及自己统治权力的改革，不能及时有效地把改革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不能把新生的社会矛盾化解掉并转化为新的动力，从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成为革命的对象。
    对中国与外国列强的内容而言，除了把争取国家独立，以改善现代化建设的“环境条件”，作为现代化的一项主要内容之外，还从现代化的“空间传动”、“外来动力”和“外部资源利用”的角度进行考察和解释。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现代化，必然会受外国先进文明的影响，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刺激下而开始和展开的，使得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压迫共同构成一个主要动力。基于此，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大多认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也有学者称之为“传导性”现代化。笔者认为，这种特点主要反映了外国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初促动作用，因而称之为“传动性”可能更为合适。这一是因为，“传导”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学习和仿效，而“传动”所指的除了“传导”所包含的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指中国人因外国的民族压迫而激起的谋求自强自立的动机；二是因为，“传导”含有长期的意思，而“传动”突出初期的促动意义，当中国自己产生了现代化的意识和行动之后，外国的促动作用逐渐减少而日益转变为可资中国利用的外部资源，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从注入与仿效、压迫与应对的不正常关系，逐渐朝着引进与应用、互动与互利的正常关系转变。因此，“传动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