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飞跃在理论上的体现是新民主主义论，其主要代表者是毛泽东。第二次飞跃在理论上的体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其主要代表者是邓小平。建国以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飞跃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会成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就因为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的错误，1962年的夸大阶级斗争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搞过火批判的错误，特别是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耽搁了20年经济建设的大好时机。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经验教训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延伸，不是仅仅有继承的一面，而是在纠正错误，继承真理基础上的开拓和创造，是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的起点和理论形成的起点只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再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移，那就会混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关节点，看不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阶段性的质的变化。
    当然，邓小平理论的“起”、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如果追溯它产生的理论渊源、历史渊源、实践渊源和准备酝酿的过程，也可以追溯到1956年后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期实践中所作出的若干独特思考和提出的若干正确主张，甚至追溯到更长的时间（如留苏留法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对邓小平思想的影响，邓一生中的“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等）和更广阔的视野（如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新的科技革命的掀起等）。但是，这正如十月怀胎的小孩，只能把他呱呱坠地之时叫做的生日而总不能将十月怀胎当作出生日一样。
    至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邓小平确曾处于独当一面、总揽全局的地位，形成了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同的一系列新思路与新观点，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短时间内使形势明显好转，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党内外广泛的群众基础。”（见《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后来也曾说过：“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说改革其实在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年，那时用的名称是整顿，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这次全面整顿被迫中途终止了。邓小平也曾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同上）因而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看，1975年的全面整顿还只能算是一次曾被中断了的尝试，或者叫做这一理论即将诞生前的一次阵痛（另一次阵痛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也仍然不能算作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阶段
    依据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按照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我以为大体上可以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准备和孕育阶段（1956年党的八大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段称为邓小平理论的准备和孕育阶段，是考虑到如下一些因素：
    第一，邓小平从青年时期出国勤工俭学，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一直奔赴在革命和抗日战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作出过杰出贡献，但只有从1956年在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之后，才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第二，1956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年，也是党中央全方位地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正确认识的最关键的一年。
    第三，从1956年到1978年，邓小平虽然也犯了一些属于集体负责的错误（包括他自己说的毛泽东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但在好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却因为抵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完整准确地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而曾两次被错误地“打倒”。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好些思想主张，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正确的。搞建设，要面对国家的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不能陷入形式主义，片面追求速度；对待农村中曾经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户”，要作具体分析，要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参阅《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工业企业管理，要从“五定入手”，解决经济体制问题；执政党要自觉接受新的严峻考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监督；对党的领袖，既要爱护，又不能搞“个人神化”；等等。这就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群众基础。正因为邓小平有着长期实践形成的丰富经验、领导才干、崇高威望与伟大气魄，才使得他在此期间两次被“打倒”之后，又重新被启用，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这一阶段里，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
    第一，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作的若干独特思考和提出的正确主张。
    第二，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工作和职务，特别是1975年2月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后，大刀阔斧，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这场全面整顿，尽管只进行了8个月，但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思想，却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前的直接酝酿。它实际上是对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和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坚持，同时又成为“文化大革命”后进行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