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支盐贩卖的信用票据，盐钞的基本功能是“用钞请盐”（12），其具体流通过程是，商人向官府入中钱货，官府发给盐钞，然后，商人持盐钞到指定地点折支食盐贩卖。对此，宋代人说得较为清楚。《文献通考》记载道：“祖宗以来，行盐钞以实西边。其法：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解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解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13）。这便是盐钞的原始运动形式。但是，在货币化趋势的作用下，盐钞自身突破了其仅作为一种支盐票据的原始功能。大量盐钞脱离了它的原始运动过程，即并未按其原始运动形式运行完整个过程，而是滞留在流通领域内，发生着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作用和影响。
    首先，盐钞事实上已普遍成为一种信用货币，具有信用货币的功能。
    当时，信用货币所固有的流通职能和支付职能在盐钞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官方的市买活动中，盐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二十三日，“杭州助教孙麟，乞借市易务钱五七万缗买绸绢，此杭州结（当作“给”）钱，民间预买”，朝廷“诏给末盐钞四万缗，钱三万缗为本，仍以将作监主簿梅宰同买”（14）。同年十月二日，都提举市易司言：“袁州和买绸绢，旧以盐准折，今乞依诸路例，每匹给钱千，从本司遣官，据合支盐数，以末盐钞赴州出卖”，朝廷“从之”（15）。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内地各州县和买绸绢，亦多不支价钱，而折给盐钞（16）。及于南宋，在官府的和买中，仍大量使用盐钞。如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即“命榷货务降给盐钞六十万缗，赴都督行府收籴江南早禾米”（17）。至于边防地区，对盐钞的依赖更甚。神宗熙宁七年六月，熙河路经略使王韶言：“熙河二州，最为聚兵之地，岁支人粮马豆三十二万斛，草八十万束。本路有市场，于茶、盐、酒税可以应办宜籴，乞差官二人乘贱计置。其草豆别乞差四人专领，并立敷办赏格，并乞盐钞三二十万，候三年外本司自办”，朝廷从其议（18）。熙宁九年（1076年），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奏：“本路以荐饥，减放租赋而赈贷之，余已无几，今军储乏甚，乞借次年所得盐额钱，乘此岁丰，籴买刍粟”。于是，中书奏：“欲借来年所合出盐钞籴买，其来年钞宜更不出”（19）。正因为如此，所以宋人韩绛说，“旧法，以盐钞易缘边军储”（20）。由此看来，在内地州县和边防地区的和买活动中，盐钞均被用作和买的本钱。
    与此同时，官府还将盐钞用作贸易取利的本钱。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官员薛向上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顺军、镇戎军鬻马，充豪商钱，至秦州，所偿止得六百。今请于原、渭州、德顺军，官以盐钞博易，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折博盐引至岐、雍，换监银入蜀，两获其便”（21），盐钞被用作向少数民族买马的本钱。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上书者言，秦州“并边有积年滞钞不用，用之以迁蜀货而鬻于边州，官于古渭寨置市易务，因之可以开河湟，复故土，断匈奴右臂”（22）。当时，面临财政困窘的境地，许多“官司申陈缺乏”，朝廷马上“降给茶盐交引”（23）。尤其是神宗熙宁年间以来在各地设立的市易务，经常“遣官”携盐钞到各地贸易（24）。至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鉴于各级官府使用盐钞贸易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朝廷曾诏：“官司毋以陕西路所给盐引回易规利，犯者，以违制论”（25）。但是，此条诏令行同空文。其后，官府以盐钞回易之事比比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赐荆南府节制屯驻御前军马刘琦“回易钱四十万缗”，后来，“琦请益三十万缗”，高宗“诏出御前激赏库钱、榷货务通钞与之，如其数”（26）。所谓“通钞”乃是指在通州支盐的盐钞。看来，盐钞仍然被用作回易本钱。
    至于民间，由于官府曾强行以盐钞“令民间变卖”，其在民间流通极广，所以，在民间的相互贸易中，盐钞的使用也较多。许多商人常常以盐钞“贾贩”（27）。
    在商业贸易以外的其他领域，盐钞的支付职能也得以充分表现。史载：“逮至熙宁，边事稍勤，用抄（钞）日增。元丰初年，赈饥亦用。自尔军需国计，无所不资”（28）。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十月四日，户部言：“欲依都省劄子，应陕西路军兵廪钱，取情愿半给盐钞”（29）。南宋时期，“朝廷比来措置榷货盐钞，公私虽已尽利，然官兵赡给、籴买、犒赏、赐予之类，悉取于此”（30）。盐钞在诸多场合均起到一种名符其实的信用货币的作用。
    其次，盐钞具有便换或飞钱的功能。
    便换或飞钱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种金融汇兑业务。其法：商人在甲地向某一固定机构交钱（既有官营的又有私营的），然后持该机构发给的契券（取钱凭证），到自己所要到达的乙地验券取钱。目的是为了避免旅途中携带现钱不便的麻烦以及现钱遭受抢劫的风险。一般来说，这种取钱的契券是特制的，一分为二，合券乃可取钱。这种业务出现于晚唐，入宋以后，则继续得到发展。
    就本质上而言，便换和飞钱是一种信用业务，而盐钞的行使实则也是一种信用业务的展开，二者同属信用业务的范畴。由于盐钞流行及应用范围较广，持有盐钞可随时兑换现钱，这样，盐钞逐渐具有了便换和飞钱的功能。宋人张舜民指出，盐钞“不专为以钞请盐，兼以为飞钱耳。今以百千之多，移至他州，以为重载。易之为钞，数幅纸耳”（31）。这样“以钞代钱”就可“免重赍乾没之患”（32）。当时，在铜铁钱并行的西北地区，盐钞的这种功能十分突出。苏轼记载道：“陕西岁铸钱，折二钱二百万贯，用本一百万贯。铁贱铜贵，而与铜钱并行，又重而难徙。由此陕西币轻物重，商贩沿边者回，无以为货，非换盐钞，则负铜钱以出”（33）。换请盐钞的商人，虽然并非全部都是赖盐钞飞钱，但是，对于“或欲变易见钱”（34）这部分商人来讲，盐钞无疑起到了飞钱的作用。史载：“旧制，通行解池盐甚宽，或请钱于京师，每钞六千二百，登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炽盛，至为良法”（35）。被称为“良法”，说明盐钞在这方面所起作用，是相当好的。
    再次，盐钞具有称提货币的功能。
    所谓“称提”是宋代稳定和提高货币币值的措施或原则。有宋一代，由于全国各地区币值不复统一，改铸频仍，私铸盛行，货币的贬值较为严重。因此，“称提”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时，官府“称提之术”的内容较多，以盐钞称提贬值的货币即是其中的一项。北宋末年，钱币贬值，“四方客旅物货交易得钱者，必入中求盐钞，收买官告、度牒”，因此，朝廷以盐钞为本大量回收当时正在贬值的当十钱（36）。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面对会子的不断贬值，朝廷诏令“行在榷货务、都茶场将请算茶、盐、香、矾钞引，权许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37），盐钞用作收换纸币的本钱。至宋理宗时期，官员吴潜进一步提出了盐钞搭会的办法，即规定商人用盐钞请盐时必须按比例搭配一定的会子，方予支盐。吴潜认为，一旦采用此法，“不出数月，旧楮尽，而新楮见行将自流通，物价将自减”（38）。这一方法，比用盐钞为本回收货币的办法所起作用还要大得多。盐钞在封建政府的称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宋代社会中，盐钞作为一种信用票据，已突破了其支盐贩卖的原始功能，发挥着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影响。具体言之，它还具有信用货币、便换和飞钱、称提货币这三大功能。其中，又尤以信用货币功能作用最广，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