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多年来的国共“两党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页。）所谓农村关系问题，则主要是封建土地制度问题。
    孙中山一手创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学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纲领，它为国民党土地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政府建立至1949年败离大陆，非但未能实现平均地权，中国的土地问题反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严重，甚至发展成为倾覆蒋介石政权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在国民党执政的20余年里，确曾提出过不少有关土地问题的法规，与这些法规相联系的法令更不下数百种。但绝大多数文件只是一纸空文。即使有些法规曾经贯彻，也只是限于较短时期或局部地区。关于国民党未能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美国著名中国史专家费正清曾指出：“国民党掌握权力后，完全改变了性质”（注：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06页。）。 国民党土地专家萧铮在总结国民党土地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也承认：“我们20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注：《土地改革》第一卷第1期，1948年4月。）。
    事实也是如此，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立即推行镇压农民运动、支持地主豪绅的政策。1928年2月，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暂行停止民众运动提案》，蒋介石则公开声称：“今日不患地主资主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注：《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北1984年版，第573页。）正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 各地豪绅地主疯狂反攻倒算，镇压农民革命（注：《红旗》第114期，1930年1月28日。）。“中国农村的行政，为地主的广大势力所渗透，税收、警务、司法、教育统统建筑在地主权力之上”（注：《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62页。），而基层政权中更多为当地的大小地主所把持。当时，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河南两省调查的66个区县，拥有土地百亩以上的地主占70%左右。陈翰笙等人30年代对江苏无锡104个村长调查，其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1%为小商人。内有45家占地百亩以上，平均每家为244亩（注：《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61、62页。）。至于国民党党、政、军的上层人物更多是大官僚、大买办、大军阀，同时又是大地主。南京政府不仅保护老的地主阶级，还极力扶持、维护与国民党新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据1935年四川省10个县的统计，占地主户数31%的新地主，占了全部地主所占土地的92%< %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7页。）。另据30年代初的调查， 广东省罗成江三角洲和南康附近收买田产的军政界人物占4/5（注：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第60-61页。）。新兴的地主阶级已成为南京政府阶级基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南京政府不可能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主张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张的忠实继承者。她从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土地问题、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伟大斗争。1947年10月更颁布了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实践中排除“左”右倾的干扰，制定出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使一亿六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土地改革的胜利使解放战争获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源泉，对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土地改革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整个革命事业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使亿万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改变了敌大我小的局势。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初期的形势相当严峻。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对比，国民党显然占着优势。土地改革的开展，对于敌我优势的转换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踊跃参军。解放战争期间，华北晋冀鲁豫解放区农民，先后有148万人参加人民解放军，东北解放区有150万翻身农民参军，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开始时，刘邓从根据地“带走了五个纵队又组织了五个纵队带走”，不久又组织了五个纵队（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81、377、395页。）。 正是解放区农民源源不断地补充着人民军队的兵员。
    解放区农民还直接参战，踊跃支援前线。从1946年6月到1950 年10月，解放区农民组织的民兵参加大小战斗114700次，歼敌20多万人（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117页。）。 仅三大战役中，解放区出民工539万，出动牲畜1036300头，支援粮食95000万斤。
    其次，彻底的土地改革，还对国民党广大士兵起了分化瓦解作用，极大地鼓舞了蒋管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为了进行反革命内战，拚命抓壮丁派民伕。据统计，1946年征兵50万，1947年征兵150万，1948年为100万（注：张静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第171页。）。这些壮丁民伕几乎全是农村贫苦农民。解放区彻底的土地改革必然对国统区的农民产生重大影响，正如一个研究中共土地改革的外国专家所说：“土地改革是国民党比什么都害怕的事，它知道这是共产党唯一的秘密武器……它比任何新式武器更有效地给当前的蒋政权以致命的打击”（注：自蒂格兰思《中共的土地改革》，载《群众》14卷第9期。）。这里所说的致命打击，显然是指国统区农民向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从而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重要支柱军队。以冀南解放区为例，安阳党政部门利用政治攻势，向蒋军和他们的家属深入宣传土地法和对蒋军士兵的政策，12天内就有52名跑到解放区，邺县争取回来的也有27名（注：晋察冀人民日报1948年3月2日、1月8日。）。致使蒋军士兵斗志、军心日益涣散。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曾指出：“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已经将解放军攻势所及地区的数百万农民吸引进人民解放军的阵营，国民党后方的成千万农民也纷纷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军和国民党政权。这些改革已使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国民党军的士气日渐低落。由于新土地改革规定国民党的官兵如果参加人民解放军，其家属甚至本人也可以分得土地，数十万的国民党官兵宁愿为解放军俘虏。 ”（注：晋察冀人民日报1948年3月2日、1月8日。）截至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就俘虏了蒋军415万，而俘虏中又有280万人变成了解放战士（注：《周恩来选集》上册，第280、347页。），以至在人民军队里，解放战士占半数以上。
    另外，土改的实施，巩固了解放区革命政权，发展了生产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韩丁曾将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林肯《黑奴解放宣言》在各自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论，这确实很有见地。历史已表明，谁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谁就能取得政权。这就是国共两党二十多年斗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