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邺的称谓，史书或单称“邺”，或复称“邺下”（注：《北齐书》卷4《文宣纪》、卷8《后主纪》等。）、“邺城”（注：《周书》卷8《静帝纪》、《北齐书》卷1《神武纪》等。）、“邺都”（注：《北齐书》卷8《后主纪》、《北齐书》卷32《王琳传》等。）、“邺京”（注：《北齐书》卷18吏臣语、卷45《文苑传序》等。）等，而以“邺城”和“邺下”为常见。但史书所称的“邺”又有指称一级行政区域（如邺郡或邺县）和指称以城区为核心包括若干县区在内的城市体系的区别。例如北齐都城的邺，它的土地面积实际上分属邺、临漳、成安三县。因此本书所称的邺城或邺下，并非单指邺县，而是指称以城区为核心包括若干县区在内的城市体系。
    东魏北齐时期，几度兴废的邺都再度复兴，成为东魏北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邺城能够再次成为北方地区的都城所在，与东西魏的分立直接相关。当高欢废节闵帝，立元修为孝武帝，控制北魏朝政以后，孝武帝不甘心做傀儡，于永熙三年（534年）俱奔关中，投靠宇文泰。高欢于是又在洛阳立元善见为孝静帝，改元天平，他鉴于“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注：《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也说“初，神武自京师将北，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
    为了拱卫都邺，东魏北齐也采取了许多行政措施，在政区与官制上，东魏永熙三年（534年）十一月，“车驾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徙邺旧人西径百里以居新迁之人，分邺置临漳县，以魏郡、林虑、广平、阳丘、汲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为皇畿”（注：《魏书》卷12《孝静帝善见纪》。）。同时，在邺都京畿外围置四中郎将，北中郎将治洺水（今永年境），东、西、南中郎将分别镇礓石桥、蒲泉、济北。北齐时期，魏尹改为清都郡，邺城增置为三县，《隋书》卷27《百官志》称后齐官制多循后魏，其中司州下统“清都郡诸畿郡”。在清都郡中，邺、临漳、成安三县为都城所在，《北齐书》卷46《路去病传》即称“京城下有邺、临漳、成安三县”。因此三县的官属设置有特殊性，“邺、临漳、成安三县令，各置丞、中正、功曹、主簿、门下督，录事、主记，议及功曹、记室、户、田、金、租、兵、骑、贼、法等曹掾员。邺又领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领十二行里。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临漳又领左部、东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经途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又领后部、北部二尉，后部管十一行经途尉，七十四里。里置正。清都郡诸县令已下官员，悉与上上县同。诸畿郡太守已下，悉与上上郡同。”上述措施旨在保证邺都作为东魏北齐政治中心的地位。
    邺城的功能无疑是以政治中心为主而兼具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功能显而易见，无须赘举，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因人们较为生疏，需要做些必要的说明。关于邺城的经济功能，最突出的表现是它作为北方商业中心的地位。当时的邺城有着规模可观的商业交易活动场所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构。《北齐书》卷47《酷吏·宋游道传》称尉粹于徐州杀人，后被官府“枭粹首于邺市，孙腾使客告市司，得钱五百万后听收”。《北齐书》卷14《上洛王思宗传附思好》称思好被杀之后，“烹（王）尚之于邺市”。《隋书》卷27《百官志》称北齐司州置有“西、东市署令、丞”。可见邺城置有西、东两市，“市”即专门的商业交易活动的场所，“市司”即“市”的主管机构，其正式名称是“市署”，设置有市令和市丞等职。关于邺城“市”的情况，史籍无系统记载，但邺城的形制为后来隋唐的京城长安、洛阳所仿效继承。据隋唐的长安、洛阳逆推，邺城的西、东两市具有相当的规模可以无疑。
    邺城经济功能的体现还表现在富商的活跃和商业的发展。《北齐书》卷21《高乾传》记载佞幸和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奔哭。邺中富商丁邹、严兴等并为义孝”，既云“丁邹、严兴等”，可见与权臣交往的富商不止丁邹、严兴二人。《北齐书》卷47《酷吏·宋游道传》有“游道后令其求三富人死事”，也反映富商的情况。《北齐书》卷8《后主纪》记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当政时，“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又说齐后主“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者，固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竟为贪纵，人不聊生”。说明富商阶层十分庞大。富商的活跃，与邺城商业的发达密不可分。“官由财进，狱以贿成”无疑是政治腐败的表现，然而也借此可见交换关系的渗透无所不在。《北齐书》卷8《后主纪》记载齐后主“又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帝自弊衣为乞食儿。又为穷儿之市，躬自交易。”齐后主在宫廷模仿市场的交易活动，显然是当时邺城商业活跃的写照和缩影。
    邺城商业的兴盛在隋初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隋书》卷56《令狐熙传》：“上祠太山还，次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于是以熙为汴州刺史。下车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政。上闻而嘉之，顾谓侍臣曰：邺都，天下难理处也。敕相州刺史豆卢通令习熙之法。其年来朝，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汴州因“殷盛”为隋文帝所恶，令狐熙任汴州刺史，下车伊始即“禁游食，抑工商”，所采取的“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诸措施，都不出“重本抑农”的范围。隋文帝因此下令相州刺史豆卢通仿效令狐熙的做法，以解决“邺都天下难理”的问题，反映出邺城与汴州同样存在商业“殷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