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通往珍珠港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为了进行战争，日本需要更多的原材料，然而日本本土资源匮乏，朝鲜和我国东北两个属国也难以提供足够的军事物资。日本尤其需要石油以支持其庞大的舰队。为了迫使日本采取更加和解的态度，美国、英国、荷兰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并严格限制向日本出口原材料。对一个日益好战的国家实行这些强制性措施，最终使日本军事首脑确信，除非侵占整个东南亚，取得日本所需要的一切，否则日本将在经济上被卡住喉咙，其强大的陆海军力量将被彻底削弱。裕仁也接受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日本拥有一支多年培养起来的陆海军精锐部队，如果关键时刻不允许它崛起，那么随着时间的流失，石油便会渐渐枯竭，舰队便会开起不起来，如果人造石油对此可以进行补给，那么日本的产业几乎全部都要毁掉的。那样的话，就要亡国，这样一来，如果被提出无理要求，就要无条件投降。国家就会灭亡〔9〕；这说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 天皇和军部对发动侵略战争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二·二六”兵变。 天皇在事变发生后，并不象其辩护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军人的傀儡，无法控制那些桀骜不驯的军人，而是态度坚决地明令陆相“请尽快平息这件事”天皇甚至说“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平定叛乱。”当时陆军首脑同情少壮军人的举动，所以态度软弱。但天皇态度坚决，随后陆军首脑对兵变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可见天皇动用统帅权及天皇威严时，军部也不得不俯首贴耳。“二·二六事件”后，裕仁做出抉择，与其对付陆军在国内搞出新的阴谋和骚动，不如同意他们在国外进行军事冒险。叛军投降后，裕仁曾同侍从武官长本庄繁讲：为了避免这类悲剧重演“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军人的迫切要求。”朕深恐类似事件重演，既使朕不接受陆军的要求，也考虑其看法”〔10〕。即对以后军部发动的军事冒险，天皇要网开一面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有计划地制造了芦沟桥事件，从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历史责任裕仁天皇也是逃脱不了的。7月9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杉山提议向中国派出三个师团的兵力，并决定10日进行动员。关东军也提出“目前北方（苏联）可望无事，应向冀察进攻，同时派遣参谋人员前往交战现场。”参谋长东条英机也向参谋本部提出立即“进攻南京政府，消除我国背后威胁”的建议。近卫首相面对陆军的压力，向天皇奏请出兵，支援华北日军。他说“这是为了防备万一，不是出兵打仗，将竭尽全力，通过谈判促进解决。”结果，天皇批准了出动关东军和朝鲜军进驻华北的决定。7月11日， 内阁会议通过了天皇批准的《向华北派兵的声明》7月27日， 日本当局以天皇名义发布敕令，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月底占领了天津、北京。
    8月13日， 日军根据早已制定的《上海派遣军作战要点案》大举进攻上海。裕仁天皇对日本侵占上海的作战，十分满意，特此发布敕谕：“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配合，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扬于世界〔11〕。天皇对这个时期日本侵略军的对华作战所取得的“胜利”十分高兴，因此他在9 月召开的临时议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激励国民的演说：“中华民国不明帝国之真意，贸然挑起事端，终于酿成此次事件，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尽其忠勇。朕望帝国臣民忠诚效力，齐心合作，以实现预期之目标。”〔12〕
    这说明昭和天皇对正在进行的侵华战争信心十足，特别热心于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妄图实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于是1938年1 月11日，在天皇主持下召开的御前会议作出强迫中国投降求和的决议：“如中国现在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帝国所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另外“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13〕。根据御前会议精神，近卫内阁于1938年7月18日， 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关系。”〔14〕
    1938年10月1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广洲、武汉后， 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中国的“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破灭了。因此，日本政府对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又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策略。11月3日，12月22日， 日本发表了第二、第三次近卫声明，向国民政府伸出诱降之手。尽管日本对华政策有所变化，但是侵略中国，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方针并没有改变。1940年11月13日，在天皇主持下召开了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及附件，“今后，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接受如下条件：第一，中国承认“满洲国”；第二，中国放弃抗日政策；第三，中国承认日本在蒙疆及华北三省驻扎军队等；第四，中国承认日本在上述地区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资源”〔15〕。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伪政权，急于把中国变成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大陆基地。1941年11月1日，经天皇批准，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2日，山本司令官奏请天皇于12月3日偷袭珍珠港，立即得到天皇的批准。11月8日，天皇签署了《宣战诏书》。其中指出“朕兹向英美宣战，……与英美两国肇启兵端，洵非得已，岂朕之本愿哉。”“然重庆之残存政权，持英美之庇荫，英美两国支持残存政权，助东亚之祸乱，假和平之美名，以逞制霸东洋之野心。”〔16〕
    上述事实雄辩说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华的重大决策和军事行动，都是经过天皇事先批准或事后承认的。虽然间或也反映出天皇有自我矛盾、犹豫不决、不满军部的某些行为，但最后还是批准和接受了。这说明天皇是掌握最高决策权的，越到后来，天皇决策权的主动性越大。以天皇和东条英机关系为证：“（东条）自担任陆军大臣和首相以后，其施政的根本原则是要取得圣上的恩准。”……因此，上奏时，首先想到能否得到圣上的应允。如果龙颜不悦，即使没说不行，也要立即退下，重新考虑。……为了得到圣上的恩准，有些无须上奏的事项也常常秘密上奏或进行非正式报告，甚至使人感到多此一举”〔17〕。
    这一切说明，裕仁天皇是一位有较强的独立意识、记忆力很强、思想极为敏锐的政治家决不是什么头脑不清楚的政治傀儡。他拥有日本最高决策权，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国家元首。在15年侵华战争中，与军部站在同一立场上，纵容、指导了这场战争，当然对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其中包括直接或间接责任，以及实际上或道义上的责任。
    本文于1997年4月20日收到。
    注释：
    〔1〕〔2〕〔10〕刘汉全：《天皇裕仁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11、154页。
    〔3〕〔9〕《世界研究动态》1991年第8～9期译载：《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支那事变与三国同盟”；“结论”。
    〔4〕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页。
    〔5〕江口圭一：大系《日本历史》14卷，小学馆，1989年版，第195页。
    〔6〕〔7〕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和政局》，第二卷，岩波书店，1959年版，第69、36页。
    〔8〕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十八卷， 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260～261页。
    〔11〕〔12〕大杉一雄：《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中央公论社，1996年版，第128、129页。
    〔13〕〔14〕〔1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969年，第385～386页、第573～574页。
    〔15〕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3年版，第67～68页。
    〔17〕伊东峻一郎：《东条英机传》，天佑书房，昭和17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