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缘起、内容、形成时间及其发展过程，乃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华政策以至整个远东政策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近年国内学者对这些问题研究颇多，却无统一结论。本文拟利用国内外有关资料，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试作分析。
    一、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缘起
    从新中国成立到朝战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还处在“等待尘埃落定”时期，具有过渡性质，对华遏制政策的正式确立经历了复杂的过程。甚至在朝战爆发到中国介入朝战前的4个月， 美国虽然已转向对华全面敌视政策轨道，包括出兵台湾海峡、宣布台湾“中立化”和政治地位未定，对华实施石油禁运等，但其时美国仍以在远东遏制苏联为中心和直接目标，对华政策仍从属于对苏遏制政策，不具备独立和系统地全面遏制新中国特性。
    1950年10月，中国介入朝战并在云山之战、清川江长津湖之战中大败侵朝美军，将之赶回三八线以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美英于12月初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商讨如何应付朝战危机和对华政策诸问题。会谈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几次表示，美国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因而不承认中国、不能允许中共进入联合国、也不能允许中共夺占台湾及插手对日和约问题，要“尽量对共产党中国制造麻烦”。杜鲁门更强硬地表态说：“只要目前的北平政权仍在台上，他们将继续是俄国的卫星国”，并称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它”。他还具体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宣布中国是侵略者，运用“所有的”政治经济措施对中国施加压力、采取某种军事行动骚扰中国、同时促进中国国内反共势力“起来反抗”及利用蒋介石集团的力量。〔1〕12月8日，杜鲁门又在英美会谈公报中公开宣布美国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及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强硬立场。这样，美国决策者用英美首脑会谈之机，首次发出了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的公开信号。
    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他在朝鲜半岛继续抵抗，以削弱中共政治军事威望。后者在次日复电提出了报复惩罚新中国的4项具体措施：1.封锁中国海岸；2.摧毁中国工业生产能力；3.使用蒋军到朝鲜作战；4.利用蒋军攻击中国大陆“兵力空虚地区”。 〔2〕1951年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与麦克阿瑟4 项惩罚措施相同的政策思路，批准了一份政策研究报告，其中提出16点行动建议，包括：加速建立日本的防卫部队；加强对华经济封锁；着手对华实施海上封锁；解除对中国东北及沿海地区的侦察限制；解除对蒋军的限制；增加对台湾军援；向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准备对中国境内目标实施海空打击等。〔3〕1月13日，杜鲁门又致信麦克阿瑟阐明美国对外政策“十大目标”，其中包括打击中共军事政治威望；为组织中国国内外的非共产党抵抗运动提供更多的直接间接援助；鼓励中国周围的反共力量“坚定意志”，不向中共屈服等。〔4〕
    1951年1月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NSC101／1号文件，这份文件囊括了美国要员在英美华盛顿首脑会谈中表述的对华政策立场、麦克阿瑟4点建议、参联会1月12日报告、杜鲁门1月13日信的主要内容。 文件规定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粉碎苏联对中国的控制，扶持任何一个能替代中共亲苏政权的其它中国政权；保住台湾；尽力防止中共向印支、泰国、马来亚及亚洲大陆其它地区扩张。为达到这些目标，文件要求：1.由联合国宣布中国为“侵略者”；2.通过联合国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制裁；3.准备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4.准备使用蒋军进攻大陆及向其提供军援；5.必要时攻击中国境内目标；6.增加对印支、泰国、菲律宾军援，加强驻菲美军。〔5〕
    要而言之，美国军政要员在1950年12月初英美华盛顿首脑会谈中陈述的政策观点、麦克阿瑟与参联会新年前后的电讯往还、参联会1 月12日报告、杜鲁门1月13日信件及NSC101／1号文件等大体勾勒出了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形成的基本轨迹及这一政策的大致轮廓。第一，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思想及其构架大体形成于1950年12月初到1951年1月中；第二， 美国国务院、军方、杜鲁门及麦克阿瑟在遏制新中国总的主张具有一致性，即都强烈主张遏制新中国；第三，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形成过程中没有一个类似凯南8000字电报那样的纲领性文件或类似丘吉尔富尔顿演说、杜鲁门主义那样明白标志界定其形成过程及阐述其理论。对华遏制政策构想，包括其范畴、性质、内容、政策依据等主要通过这一时期美国决策人一系列谈话、备忘录、电讯往返、会议纪录、政策决议及具体政策行为得到体现；第四，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战略、颠覆活动以及台湾问题、政治承认问题、联合国席位问题和美国对日、对朝、对印支、对东南亚政策调整问题。与1946年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相比，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从一开始就更复杂、更具体、更无所不包。
    中国介入朝战并在朝鲜打败美军，使美国战后急剧膨胀的政治野心和虚幻国际威望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官方及民众由此产生了一种冷战失败的幻灭感，“黄祸论”和“红祸论”一时成为美国媒体主调，一股以反华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狂热部分取代反苏狂热迅速兴起，美国举国上下，包括国会内外、政府内外，到处弥漫一股“惩罚”新中国的强烈政治氛围。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反华决议，转向极端反华立场。美国军政要员，包括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布雷德利、麦克阿瑟等，无一例外，都把中国称作侵略者，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相提并论，对中国在朝鲜打败美军耿耿于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合国宣称中国是“犯罪国家”。〔6 〕艾奇逊在与访美的英国官员会谈时直言不讳地宣布：美国要坦率地表明对中国的态度，因为”50年来，美国一直努力与中国人友好，现在他们派军队向我们进攻，并且粗暴地咒骂我们。他们大大损害了我们50年来的努力。也许要花10年时间才能叫美国人淡忘这一点，并且宽宏大量地把这看成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懂情理所致”。〔7 〕
    中国参战并在朝鲜打败美军也大大影响了美国决策人对中苏关系和中共性质的看法。朝战爆发前美国决策层普遍认为中国不是苏联卫星国，中苏之间有矛盾，中共有可能“脱离苏联政策轨道”而铁托化，并以此为制订对华政策的依据。〔8〕中国介入朝战后， 美国决策层这一看法立即烟消云散。艾奇逊断定中共“不是从中国人的立场，而是从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的立场”看朝鲜战争，他们的行动依据莫斯科模式，比之东欧卫星国更亦步亦趋。并宣称“也许10年或15年后，我们会看到中国态度的变化，但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如果我们在中国的长远未来上投机而立即影响到美国的安全，这便是一笔亏本的买卖”。〔9 〕即是说，艾奇逊主张放弃朝战前推行过的诱中共“脱离苏联政策轨道”的“楔子”战略，转取公开敌视和全面遏制政策。这一立场得到杜鲁门、马歇尔等人一致支持。
    促使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原因植根于中美意识形态冲突。美国始终不愿接受一个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因战略驱动，虽渴望诱使新中国“脱离苏联政策轨道”，却依然不准备与一个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和平共处，一心指望中共蜕变。中苏缔结同盟条约后，美国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敌意进一步强化。及至朝战爆发、中国介入、印支战争和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美国愈益视中国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和美国在亚洲意识形态战争中的主要对手，决心阻遏新中国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东南亚各国的意识形态影响。显然，中美意识形态冲突既是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基本原因之一，又为美国奉行这一政策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美对中国实力及远东力量平衡变化的新认识。在中国介入朝战前，美国朝野普遍有一种轻视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倾向。1949年春问世的NSC41 号文件断定中国经济落后、工业技术发展水平低，无论如何快速发展都不可能在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内建成工业基地，成为美国安全的威胁。〔10〕甚至临到中国出兵朝鲜前夕，美国决策层还断定中国即使出兵朝鲜，也无力从根本上影响朝鲜战局。〔11〕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杰出表现使中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作为一支强大力量登上亚洲舞台，从根本上打破了亚洲原有力量均衡。美国朝野低估中国实力的倾向一扫而空，代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倾向，即高估中国实力、国际影响力并以此为指导其对华政策的依据。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打算用原子弹对付的力量。朝战期间，中国经济又确实欣欣向荣，快速增长。1954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人口已超过6亿。 同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更使中国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无论从朝战军事行动本身抑或是从亚洲或全球力量均衡的观点看问题，美国都不能容忍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一步崛起，因而决心以遏制方式阻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防止中国迅速成长为苏联式的世界强国。这种涉及长期权力均衡的考虑已超越朝战引起的反华反共歇斯底里和意识形态对抗，较前二者更持久、更深刻、更全面地影响美国对华决策，成为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最带本质性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