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以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诞生而载入史册的。
    这一年的春天，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解放全中国的各项方针，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
    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和走向繁荣富强的新的历史纪元。这是前无古人的伟业，但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反动政府给我们留下的是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的烂摊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集中全党智慧，以巨大的魄力，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仅仅用了3年时间（1949-1952年），就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上（1936年）的最高水平。
    3年的实践， 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这期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直接参与了建国之初的大事、要事，因而对这段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进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1949年4月初的一天，任弼时同志通知我开会，他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以后列席书记处会议。”那时，毛主席、党中央刚到北平，还住在香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则在北平城内。当时我想，华北局在“天子脚下”，研究有关工作时，叫我参加一下，是很自然的事，便说：“可以。我随叫随到。”弼时同志似乎看出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又强调说：“是列席书记处会议，是要你参与书记处的工作的。”他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沉思了半晌，觉得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便说：“这个决定，我觉得不合适，我不够格。”弼时同志说：“中央考虑过了，你够格。”我回答说：“恐怕中央对我估计高了，其实不副。”
    熟悉我们党的历史的同志都清楚，在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也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是，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书记处工作的那几年，正是在党的七大之后、八大之前。七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没有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地位、作用不言自明。它相当于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而不同于八大后的中央书记处。
    就这样，按照中央决定，我开始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年41岁。
    开始一段，书记处的会是在香山开的，并不定时。1949年6月以后 ，毛主席、党中央搬进中南海，书记处会议大都在颐年堂开，有时也在毛主席的居处菊香书屋开。会议每周一次。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的工作千头万绪。除了军事上向全国的胜利进军和外交上与苏联结盟外，当时最紧迫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政治上的，要制订《共同纲领》，筹备召开新政协，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另一件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