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我是作为列席书记处会议的一个成员来工作的，其中特别要我参加的有：
    参与制订《共同纲领》。这一纲领关系重大，制订十分慎重。我参加了《共同纲领》起草过程的研究讨论。纲领中没有写社会主义，也没有写“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当然不是因为疏忽，而是因为这是一个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搞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等条件成熟以后，再顺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的发展说明，当时的这一设想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如果按《共同纲领》坚持10年20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仍难免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但有可能避免那些由于急于求成而遭致的曲折。
    筹备新政协，协助组建政府机构。在参与起草、讨论、修改《共同纲领》的同时，中央又确定我作为新政协筹备会党组成员，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工作，并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协助周恩来同志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特别是在安排民主人士方面，中央要我多做些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参与新中国的财经领导工作。早在1949年5、6月间，党中央就着手筹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由陈云同志任主任。有一次，毛主席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说：“叫一波去帮陈云。陈云需要一个好帮手，叫一波去！”我说：“到中财委协助陈云同志，我愿意。但我还有华北局那摊工作，也是一个重头，一身二任恐怕顾不过来，要误事。”毛主席说：“第一书记还是你，实际工作可以由刘澜涛他们去做。”毛主席是要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中财委。就这样，我担任了中财委的副主任，主持中财委的日常工作。虽然我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但实际工作已由刘澜涛、王从吾同志他们主持了，我只是不定期去参加一些会。主要是去“吹吹风”，传达一些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过的可以传达的意见。
    主持全国编制委员会。随着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的展开，政务院于1950年3月决定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由我任主任， 聂荣臻任副主任。当时全国军政公教人员猛增，1950年初已近900万，如不加以控制 ，不仅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且势必形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事扰民、效率低下的状况。应该说，当年我们党下大力气抓控制编制的工作，是有远见的。这项工作不仅对当时统一全国财经有积极影响，实现了毛主席所指示的“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而且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主持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1951年12月7日，经毛主席提议， 政务院通过，任命我为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钧儒、谭平山任副主任。早在1950年初，毛主席就在考虑整党问题了。他在5月的一次会上说：“要先整县以上干部，后整县以下干部， 而且要用切西瓜的方法，不能囫囵吞枣，要眉目清楚，容易看出问题。”同月24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又说：“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但直到1951年秋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后，毛主席仍认为“整党没有找到具体办法”。当他在11月初看到东北局关于在党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后，立即把我找去，很高兴地说：这个“‘三反’运动实际上是整党运动”。毛主席当时就和我商量怎么搞“三反”，他想把经济、财政当作突破口，来开展“三反”运动。11月中旬的一次书记处会议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12月7 日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组织和推动“三反”运动。12月13日凌晨，毛主席又亲自电示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明确“三反”运动“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在开展“三反”的过程中，又加了一个“五反”。“五反”的提法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原来各地的提法五花八门。一天，我把一份关于反对资本家不法行为的报告送给毛主席时（这是毛主席要我起草的），顺便说：“现在主要问题是应定个说法，党内叫‘三反’，党外该怎么提？”毛主席听了点点头，没说话。他在看报告的草稿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最后才把反对资本家的种种不法行为定为“五反”：反对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开展“三反”、“五反”的具体情况，我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一书中已经叙述过了，这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