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芦沟桥事变已经过去60年了。今天，在继续探讨这一事件爆发的原因时，我认为应把经济因素作为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可以从经济现象中找到其发生的原因，同时又认为，事物的发展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从芦沟桥事变经济因素入手，旁及政治、军事等领域，逐渐寻找事变发生的规律，从而揭示战争爆发的必然性。
    早在芦沟桥事变以前42年，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了清朝，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割占了中国的台湾等领土，而且还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充分显现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掠夺本性。日本用从甲午战争中掠夺的不义之财重新武装了自己，接着打赢了日俄战争，又从俄国人控制下夺取了南满的许多权益。初步站稳脚跟以后，日本的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逐渐开始实施早就制定好的野心勃勃地侵略计划，妄图改变自己作为一个岛国的根本地位，向最近的中国大陆发展，并且首先把侵略矛头指向东三省。1931年9月18日夜，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开炮轰击沈阳的中国驻军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趁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很快占领东北全境。经济掠夺是一切强盗的主要目的。日本侵占东北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肆地经济掠夺，依靠其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等经济掠夺工具，从东北大量掠夺煤炭、钢铁、森林、粮食等物资，加速了日本的资本积累，更进一步大规模地武装了起来，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入侵其他地区准备了条件。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日本虽然早已制定了侵略大陆的计划，但限于自身力量问题和对中国情况的把握不准，迟迟不能付诸侵略实践。到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掠夺财富的增加和自身力量的增长，特别是逐渐了解和掌握到清政府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实际情况后，便更加放胆地干了起来。甲午战争只打了不到半年，日本就从中国攫取了重大权益和经济利益，这对于日本一个小国来说，真是如虎添翼。更意想不到的是，由几个军国主义分子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竟能成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就使日本占领了东三省，面积比日本的本土还大一倍以上，并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新战果又是在推翻了封建旧王朝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那里获得的。这一发展过程助长了军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东北三省后该如何打算，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是有分歧的。强硬派主张“即使日本化为焦土”也要加紧侵华，协调派则标榜协调外交，诡称要与中国亲善，实际上是企图“在帝国的指导之下，实现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使中国“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其实，强硬派是明火执仗，协调派则是软刀子杀人。他们内部虽然存在强硬派和协调派，有军部、财阀和政府各自的态度和主张，但为了保障经济扩张和经济掠夺这一根本目的的顺利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个侵略整体又在军事、政治、外交上采取了配合行动。
    军事上，关东军以防共为名，于1933年初进攻察哈尔省，突破长城防线，迫使国民党政府与之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强划冀东25县为“非武装地带”，成为日本向华北扩张的第一步。4月，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又借口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杀事件，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动大军入关进行威胁，最终逼使国民党政府与之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丧失，日本在华北扩张的地位进一步巩固。1935年5月， 关东军抛出了一份更露骨的侵略文件《关东军对华政策》。要求“根据塘沽停战协定及其附属条款，引导华北政权绝对服从关东军”。同时提出，为使日本与华北的经济关系密不可分，应立即实现如下两项政策，即开发棉花、煤炭等产业；迅速促成相互贸易〔1〕。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具体推进对华北经济扩张的促进剂。
    政治上，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进行阴谋活动分裂华北，企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政权。早在1933年2月，奉天特务机关长、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幕后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就以参谋本部官员的身份潜入天津，建立了“天津特务机关”，推动分裂华北的工作。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策动河北香河汉奸成立“国民自救会”，冀东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935年12月，又策动成立了半独立于南京政府的“冀察政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