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不拘一格”，有主张多样化，而不主张拘于一种模式的意思，也有不注重论资排辈，而重在取人所长，量能授职的意思。目的是为了发挥各种人才的特殊才能和优势作用。
    “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而且善于用人所长，这种事实与经验，在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光辉灿烂文明史的大国中是不乏其例的。这里不妨试举数例加以说明。例一，楚庄王提拔孙叔敖。楚国的一个名叫虞邱的大夫举荐孙叔敖，楚庄王为了考察孙的才学，就治国之道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孙从容作答，彼此畅谈了一天，楚庄王听后十分高兴。孙叔敖出身田舍，家世寒微，且其貌不扬，但楚庄王并不因此而看不起他，而是立即委以令尹的大权。孙叔敖一再谦辞，楚庄王却坚持不允。后来孙叔敖成为楚国的一代名相，为楚庄王建立霸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例二，唐太宗重用魏徵和急召马周。魏徵少年丧父，穷困潦倒，但有大志，贯通典籍。隋末危乱之际，他以道士自称。后从李密归唐，当了太子李建成的谋臣。他曾力劝李建成及早除去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质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魏徵答道：“太子若早从徵言，不致有今日之祸。”李世民深知魏徵的才华，又器重他的刚直，故不计前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又让他“参预朝政”，官至宰相之位。此后，魏徵进忠谏，正错失，深得唐太宗信用。他所上的奏章就有200多个，达数十万言，大都为唐太宗采纳 ，对“贞观之治”立下了赫赫功劳，成为唐太宗称为“可为人镜”的重臣。马周出生于博平荏平（今山东荏平），家境贫寒。他到长安后，住在同乡、中郎将常何家中，做了常家一个门客。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恰逢唐太宗要求百官上书，对朝政得失陈述自己的意见。常何就要马周替他写个奏疏，马周为他写了20余条政见。唐太宗看了这个奏疏，感到尽合己意，极为赞赏，但他想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政见来，于是询问常何，当得知系马周所写，当日就急召马周进宫。马周不知皇帝召见他干什么，心存疑虑，未即前去。唐太宗一连四次派人催促，可见其求才的急迫之情。唐太宗见了马周，相谈甚欢，即令马周在门下省值班。次年（公元632年），授他为监察御史， 不久又提升他为中书舍人，替唐太宗起草诏令，并起高参作用。唐太宗曾这样说过：我与马周，暂时不见，便生思念。可见他对马周的赏识重用之至。
    这些都是历史上求才若渴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事例。至于量能授职、用人所长的事例与经验，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下面再举几例。例一，齐桓公和管仲的用人所长。齐桓公接受他的老师鲍叔牙的建议，捐弃前嫌（管仲曾与齐桓公为敌，射之以箭。只是因为射中了带钩，桓公未遇难），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又向齐桓公推荐了一批“贤才良士”。他说：对于贤良人士，应该量才而用。比如，管理官吏，我不如公孙隰朋；管理农业，我不如宁越；行军布阵，我不如王子成父；公平断案，我不如宾须无；犯颜直谏，我不如东郭牙。如果任用这些人，让他们各居其位，各司其职，齐国就会大治。齐桓公欣然接受了管仲的意见，任用了这些人，并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成就了齐国的大业。齐桓公曾对管仲说：我这个人有许多不足和缺点，会不会妨害于称霸？管仲答道：在我看来，君王不能成霸业的主要毛病在于，一是不能发现良才，二是发现了而不能使用，三是使用了又不能信任，四是往往听信小人的谗言。这些才会有害于霸业。齐桓公听后深为钦佩，称管仲为“仲父”。这些都可以说明管仲和齐桓公的用人艺术。例二，汉高祖的用人所长。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消灭楚霸王项羽以后， 在洛阳举行庆祝汉朝建立的宴会上，询问群臣是什么原因使他取得了天下，而项羽失去了天下，座中所答他听后都不甚满意。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稳定后方，安抚百姓，供给馈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领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豪杰之士，我任用了他们，发挥了他们的特长，这就是我夺得天下的原因。而项羽有一个多谋善断的范增却不能信用，他怎能不败亡呢？刘邦不只是用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他善用其长的例子还有任用曹参、樊哙、彭越、英布、灌婴、周勃、陈平等等。例三，汉武帝的用人所长。汉武帝刘彻手下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茂材异等”者，他善于奖拔任用，这是他实现自己的“文治武功”，把西汉王朝推向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汉书·武帝纪》这样写道：“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即司马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k4i201.jpg，其余不可胜纪。”足见当时才士济济，用各所长的情景。汉武帝在选人方面，也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比如，卜式是放牧的出身，桑弘羊原是商人，卫青做过奴仆，金日k4i201.jpg是个俘虏，但汉武帝均加以提拔重用。例四，唐太宗的用人所长。唐太宗李世民不仅为他父亲李渊打天下，建立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他执政期间，开创了有名的“贞观之治”的兴盛局面。这同他的知人善任是密切相关的。李世民曾经说过：“有人如器，各取所长。”这正是他的用人原则。比如，房玄龄、杜如晦的长处是多谋善断，短处是不善处理具体事务，李世民就让他们出任宰相，决断朝廷大事。这两人都成了唐代的名相。又比如，戴胄的长处是办事不徇私情，短处是不通经史，李世民就任他为大理少卿，主管刑狱。唐太宗对他的一班文臣武将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曾经作过一番品评。他在谈到文臣时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作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向然诺，私于朋友。”对于武将，他说：“（李）世勣、（李）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薛）万彻非大胜则大败。”正因为唐太宗对文臣武将各自的长短之处了如指掌，故能量能授职，用其之长，避其之短。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所写的《颜氏家训》，虽然是一本治家的名著，但其中《涉务》一章，也讲了如何用人，特别是如何用人所长的问题。颜之推认为：“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则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我认为这段论述是颇有见地的。颜之推把当时的国家官员分为六大类，并按照各类职责的要求，分别指出了担当每类官员必须具备的特长。也就是说，不同领域的官员，对政治上的具体要求和业务上的特长要求也应不同。人无完人，全才、通才也有，但毕竟是少数，而多数则是属于有一技之长、一业之专的，不可能什么都擅长和精通。因此用人者，须有知人之识、察人之鉴，在使用干部时务必学会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将每个干部都安排在最适宜于他发挥特长的岗位上，这样于国于己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