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毛主席用干部一贯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
    七大召开期间，毛主席多次强调要搞“五湖四海”，要把来自各个地方、各个层次、各个革命阶层的干部都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他说，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红区，有白区，红区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就是辩证法。毛主席不仅在会议上大声疾呼，会下与同志们谈话时，也经常宣传他的这一主张。有一次，他和我谈《三国演义》。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还要看组织。你看，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都是你们北方人，他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后来，中央选调干部到东北去开辟工作时，毛主席特意嘱咐，一定要起用东北本地的干部，并把他们放到负责岗位上来。
    长征以后，大批南方的同志到了北方，他们与北方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相结合，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解放大军跨过长江，解放南方各省时，我们又从华北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为南方的八九个省组织了省、地、县各级班子，随大军南下。他们与当地广大群众和干部结合在一起，迅速开辟了新解放区的工作。如果把外来干部比做种子，那么，离开当地的土壤，就无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用人问题上能不能照顾到地域的广泛性，以便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不同地区的人民共同支持、拥护中央政权，是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这在我国历史上已经屡试不爽。李唐政权上承北朝，实际上是一个以关中为基地的北方人（其中许多人有着匈奴、鲜卑的血统）建立的政权，但他们能克服“关中本位主义思想”，注意选用各地包括南朝的大批贤能之士。唐太宗贞观一朝，先后任过宰相的有25人，其中非关陇出身的就有18人，占总数的2/3以上。这就团结了全国四面八方的才能之士，从而建成了一个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昌盛的王朝。元代歧视南人，把国中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四等，南人的人口最多，地位则最为低下，不允许南人担任要职。这就决定了庞大的、看似不可一世的元王朝不能持久，终将分崩离析。明太祖朱元璋充分吸取了元代统治者的教训，用人特别注意照顾南北之间的平衡。朱元璋和他的部属均来自南方，因此他就更重视起用北人。在科举取士方面，也特别给北人以照顾。洪武丁丑年，考官刘三吾取宋琮等52人，大部分是南方人。朱元璋大怒，将刘三吾革职流放，亲自阅试，录取了任伯安等61人，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刘三吾看来是受了冤枉，他显然是按成绩录取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按分数线的高下，择优录取的。当时南方的文化水准高，录取的人自然就多。但他是个书生，不懂政治。清朝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满族的上层统治者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他们不仅注意大批任用汉族官员，而且注意从包括南方在内的全国各地选拔人才。乾隆帝弘历还注意亲自到各地发现和选拔可用之才。
    对于上述这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自然也是了如指掌的。他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显然早已在制定无产阶级的干部政策时做过通盘考虑了。我国的革命是从南方搞起来的，南方的干部得风气之先，进步、成长得快是毫不奇怪的。革命发展到北方，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北方也涌现出了大批有才干的中、高层干部。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更广泛地照顾广大地域，大力培养和起用各地的干部，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第四，毛主席注意根据形势的发展、任务的变化，调整使用和培养干部的侧重点。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毛主席还引用陆贾诘问汉高祖刘邦的话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当时他的思想很明确，不能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一套做法，来处理建国后面临的一系列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而在众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中，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开展经济建设，又是最突出最迫切的。党必须以更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指导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而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也就是说，需要有一批懂得理财的人，去挑起这副担子来。毛主席在运筹帷幄之际，目光很自然地会停留在已经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的同志身上。首先是陈云同志，他在陕甘宁边区时就曾主持财政经济工作，后来在东北接管大城市和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工作中又做出了显著成绩。我所在的华北解放区，大中城市也比较多，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邯郸、保定等地的工业生产恢复已见成效，农业生产逐年有所增产，城乡贸易、内外交流逐渐活跃起来，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劳资之间、生产部门和流通环节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理顺，可以说在这方面先行了一步。
    以上我只是就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事，对新中国开国初年毛主席在培养和使用干部方面的一些原则、特点作一点粗浅的探讨，并不是对此作全面的论述，有些看法也未必妥当。如果人们能从中得到某种启发，我也就于愿已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