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惟在得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任人之长，不强其短，等等。这些都是古往今来在用人治事方面积累的经验之谈。我在上面所以不惜篇幅列举这么多历史上选用人才的事例，意在从中汲取对于我们有益的启示。毫无疑问，在我国历史上，君王选官取士的政治目的和标准及其人事制度，与我们今天选拔任用干部的政治目的和标准以及干部制度是根本不同的，但对于他们注重选用人才的某些做法和经验，则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借鉴的。毛主席博古通今，对历史上“选贤任能”的史实和可资借鉴之处，如同对其他的史实和历史经验一样，他是烂熟于心的。毛主席主张用干部“不拘一格”和他的知人善任，显然是同他注意历史上的用人经验，并善于古为今用分不开的。
    毛主席在考察和使用干部中，很善于发现并非常重视干部的创造性。这种重视也体现了他对干部个性的尊重。我初到延安时，毛主席和我长谈了8小时，其间吃了两顿饭，还玩了一会儿牌。 我向他汇报了在白区10年工作的情况，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在监狱党支部内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以及把监狱变成学校，培养和锻炼干部的情况，还汇报了在山西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戴阎锡山的帽子”，“讲山西话”，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建立新军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毛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认为，党的干部应该学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后来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最无创造性的人”，说他们往往是“最落后的”。毛主席对我谈了党内历次路线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等于亲自给我上了一堂中共党史课。他最后讲到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王明是我党驻武汉代表团团长，他不跟代表团成员商量，自作主张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向蒋介石献殷勤，蒋介石没有理睬他。毛主席有两句话说得很形象：“搽脂抹粉送上门，一个巴掌打出来。”这次长谈，使我对毛主席思想的博大精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主席对我的工作情况也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毛主席还十分强调，用干部要有长远的、发展的眼光。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前，他特意指出：我们不仅要把在中央工作，有全国影响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还要把在地方工作，目前只有地方影响，但将来可能会有全国影响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这就是说，不能等一个干部完全成熟了再去使用他，而是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培养他，给他压担子，使他在工作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为他提供施展才智的广阔空间。
    第二，毛主席对干部年轻化十分重视。
    毛主席历来重视年轻人，重视培养年轻干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是由一群年轻人搞起来的，也需要年轻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时才38岁。毛主席创办《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时才26岁，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也只有34岁。邓小平23岁就当了中央的秘书长。正是一群精力充沛、有见识、奋不顾身、立志救国的有为青年，开创了中国革命轰轰烈烈的局面。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刘少奇曾十分动情地说：“我们这些人其实都不过是千千万万年轻人流血牺牲后幸存下来的。”毛主席对年轻干部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年轻干部有了进步，作出了成绩，他总是热情洋溢地予以肯定和鼓励。我就多次听到过他对年轻干部的称赞。例如，他说习仲勋“炉火纯青”，说黄敬“多才多艺”，说王任重“少年有为”，说陶鲁笳也是“少年有为”，说廖鲁言是“有思想、有能力的美男子”，等等。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赞颂了古今中外许多的年轻人所做的大事。从12岁当宰相的“红领巾”甘罗（史载甘罗12岁奉使赵国，有功，封为上卿。“甘罗十二为丞相”是传统戏文中的话--作者注），说到了率领东吴将士打败了曹兵83万的“青年团员”周瑜；从进化论的创造者达尔文，说到了作曲家聂耳。24岁起兵的项羽，33岁去世的著名政论家贾谊，27岁当军师的孔明，24岁去世的以注《易经》和《老子》闻名于世的王弼，26岁做皇帝的李世民，27岁死去的诗人李贺，他也都一一加以论述。他还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时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青年时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九岁。列宁在一九○三年三十一岁时，创造出了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毛主席当时说这一番话的用意在破除迷信，但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干部年轻化问题的关心。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是一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数党的高级干部已经到了“知天命”乃至“耳顺”之年，这个问题就逐渐突现出来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都需要新鲜血液，党的事业必须后继有人。当时我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毛主席还把我看作一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受到注意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