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处理重大问题。1952年2月，上海“五反”开始后， 出现了资本家接连跳楼自杀的现象，情况十分严重。2月25日我到了上海， 发现上海的问题比较复杂，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不支持上海市长陈毅的工作，一些基层同志“左”的情绪十分严重，以致运动失控。我对陈毅和陈丕显（上海市委第四书记）说，现在“面对面”揭发，言辞激烈是肯定的，对资本家压力太大，过火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可以考虑改个方式，改为“背靠背”？他们同意我的意见。我还为陈毅起草了一篇讲话提纲，请他召开大会，作个报告。陈毅在讲话中，着重讲了要防止过火的问题，讲得很好。接着我们把上海知名的民族工商业家72名召集到一起。他们自己租了某宾馆的一层楼，由他们检查自己的“五毒”行为，效果很好。上海的资本家一下子稳住了。接着，我又以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为原则，提出了重新部署“五反”斗争的意见，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对上海工商业户，特别是当时最大的民族工商业户荣毅仁家的定类处理，也是我和陈毅共同商量的。我们提出，在“五反”中，对私人工商户应分为五类：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陈毅说，荣家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并立即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又立即转报毛主席。很快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荣家再大方一点，定为守法户。这个“标兵”一立，影响很大。总的看，上海的“五反”运动后来搞得比较稳当，保护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我离开上海前，陈毅同志对我说，我们合作得不错。你就要走了，虽不是“西出阳关”，但路也不近，怎么样，一块吃顿饭吧！我来掏腰包。但有言在先，你回去报告不报告？不报告的话，我就请。我笑着说，你陈老总愿意破费，我当然要吃的，东西吃下去了，大概就不会报告了。在场的同志也都笑起来。当时，我们党的纪律是严明的，从党政机关的领导，到一般干部，吃喝的现象很少，动用公款请客更在严禁之列。
    离开上海后，我又去了广州，一方面是了解“三反”、“五反”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受命调查“地方主义”的问题。当时有人反映广东闹“地方主义”，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但我到那里了解情况后，发现不过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主持华南分局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是反对地方主义的。为此，他还特别提出一个反对“五同”的口号，即反对利用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等拉扯关系，另搞一套。他强调必须按组织原则、党性原则办事，一切都要听中央的。至于他起用了一批本地干部，那是很必要很正常的。南下时我们给剑英同志配备的干部仅200 余人，不够用，像“水尾田”，水流到那里就没有了。当时毛主席就说过：那里有一股清泉嘛，本地干部不就是源源而出的泉水吗？起用本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相结合，团结一致，共同做好工作，这正是毛主席一个重要的用人之道，剑英同志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用了一批广东干部，就说他搞地方主义，这样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我回京向毛主席汇报了实际情况，毛主席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所谓叶剑英闹“地方主义”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召开后， 我就不再列席书记处的会议了。 从1949年4月到1953年6月，前后跨5个年头，实算是4年零两个月。
    40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感念殊深。作为历史经验，我认为很有意义的一条，就是可以从中探讨和学习毛主席的“用人之道”。这里所说的“用人之道”，就是在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根据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毛主席和党中央所采取的干部路线的一些重要特色。
    中国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百事待举，百废待兴，培养和起用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已经成了当务之急。毛主席在培养和起用干部方面，确有他的卓识和特色之处。
    第一，毛主席用人不拘一格。
    上面已经说到，在要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我提出了够格不够格的问题。像我这样一个只有一些地方工作经历的中央委员，去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借用计划工作的一个术语说，岂不“冒”了？事实上，当时有这样看法的并不只是我这个当事人。由于这一“冒”，难免招致物议。1953年的财经会议上高岗、饶漱石等人对我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毛主席在起用干部的问题上，历来敢于打破框框。这一点，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就深深地感到了。毛主席在七大做结论报告时，引用了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并进而讲了下面一段话：“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毛主席认为，这样做“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