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和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了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使全面抗战的时间提前，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首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杨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基本上得以实现，抗日救亡正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国民政府和各党各派都把抗日作为头等大事，一致认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各民主党派及各社会团体还创办了大批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报纸刊物，教育和动员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强调要“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转变为全面、全民族抗战”〔15〕。
    在举国抗战思潮鼓舞下，广大下层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有了进一步发展，逐步从一种本能的趋从状态上升到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个体行为。行动的出发点，也从经济角度转向政治考虑。这种政治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是指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以抵御外侮、追求国家独立为主要目的，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并积极参与抗日斗争；二是指民族心理素质的提高，表现为追求自主人格及政治自由，战后广泛的民主运动正是这一意识在现实中的绝好实践。可以说，民族主义情绪经过政治动员而产生的巨大力量，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一个推动力。
    其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进一步的提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保障民主权利、一致抗日等主张。1937年2月，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将“武力剿共”改为“和平统一”，确定修定宪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方针，表明国民党在对待政治民主化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以民族抗战领导的新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各种社会力量也在共赴国难的前提下，对国民政府采取合作和拥戴的态度。
    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成立，下设国防参议会，以收集思广益、支持抗战之效。当时被邀作为参议员的，有中共代表毛泽东（未到）、周恩来，救国会代表沈钧儒、邹韬奋，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李璜，乡村建设派代表晏阳初、梁漱溟，教育界代表黄炎培、张伯苓、胡适、傅斯年，军事界代表蒋方震，外交界代表施肇基以及国民党元老马君武、徐谦。从参议员组成人员看，国防参议会大致容纳了国内各抗日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具有一定的民主参与的意味，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
    1938年3月， 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同年4月， 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参政员由各省市代表、蒙藏代表、华侨代表，以及“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中，“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的人担任〔16〕。1938年7月，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开幕。按照参政会组织原则，国民参政会有议决权、审决权、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权、询问权和建议权，但它没有直接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人事任用的权力。而且参政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批准后，才能交有关部门实行。因此，国民参政会虽职权广泛，但对政府并没有多少约束力，它只是一个民意的议政机关。
    但是，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仍然具有开放民主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各种社会力量，“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17〕，它使“中央政府的法令和旨意迅速下达和执行，使人民的呼声和建议，能够及时地反应”，它虽然“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却是“战时的相当民意机关”〔18〕，标志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同年9 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省临时参政会组织条例》。此后，省、县各级临时参议会和乡、镇等各级临时代表会议都逐步召开，这是全国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的初步开端。
    再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起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
    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作出决议， 为保存国家经济力量，拆迁上海工厂到内地（以后随着战火的蔓延，江、浙等省企业也陆续内迁），由政府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实业部协助组织实施。9月，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统管工厂的内迁与安置工作。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统计，截至1940年， 由官方协助内迁的工厂共448家，机械材料70900吨，技术工人12080人。在内迁工厂中， 机械业占40.4%，纺织业占21.7%，化学工业占12.5%，电器行业占6.5%，食品业占4.9%，矿业占1.8%，钢铁业占0.24%，其它行业占12.1%。其地域分布以四川为主，占54.7%；其次是湖南，占29.2%；陕西、广西、云南及其他省份也都有一部分。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对各工厂进行整顿，到1940年底，70%的内迁工厂先后恢复生产。
    对于战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采矿业和冶炼业，国民政府极为重视。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派出人员，在川、陕、滇、黔、赣、湘、甘、宁、康等省寻找铁矿点，并由行政院经济部划分矿区，进行开采冶炼。仅在四川省就创办了8家较大规模的冶炼厂，10余家小型冶炼厂。湘、滇、黔、桂、粤、赣、陕、甘等省也各有一两家冶炼厂。这极大地缓解了前方战事和后方生产生活的急需。
    为满足战争需要，重庆国民政府也大力发展大后方交通运输业。铁路建设方面，主要修筑有湘桂路（衡阳--桂林），以后又修筑桂林至柳州段，柳州至全州段，1943年修到独山，1944年修到都匀；滇越铁路昆明至叙府段，昆明至曲靖段；陇海路，由宝鸡续修到天水。公路建设方面，主要修筑了4条国际交通线，即桂越公路、滇缅公路、 中印公路和甘新公路。国内主要线路有昆明经贵阳至重庆线，再由重庆经芷江、沅陵、柳州至桂林；此外还有康青路、南疆路、川滇东路等。内河航运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仅四川省新辟航线就有1900多公里。
    大量沿海工业企业的内迁，以及国民政府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不仅满足了抗战时期经济和军事的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沿海与内地工业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弊病，对未来新中国经济的行业分布具有相当影响。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的觉醒，促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并为未来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做了准备。
    注释：
    〔1〕[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文版），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2〕1930年12月11日天津《大公报》。
    〔3〕张学良：《怎样纪念国难严重期中的国庆》，1936年10 月10日。
    〔4 〕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球队暨东北大学旅汉教职员学生的谈话》，1934年4月13日。
    〔5〕1936年12月17日西安《解放日报》。
    〔6〕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7〕[美]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文版）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8〕转引自[美]罗兹曼主编： 《中国的现代化》（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9〕〔10〕[美]罗兹曼主编： 《中国的现代化》（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
    〔11〕[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7页。
    〔12〕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页。
    〔13〕1936年12月17日西安《解放日报》。
    〔14〕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15〕《全民周刊》第10卷，第10期，1937年11月11日出版。
    〔1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18页。
    〔17〕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18〕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