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重庆之经过
    国民政府自1932年底从洛阳迁回南京后，对于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的安全问题，即一直有所考虑；对于非常时期政府的迁都之举，也时有筹划。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有关总动员计划时，即拟有非常时期迁政府于株州的方案。“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7月17日，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卢沟桥事件第7次会报中， 即有各院部会可“另觅小房屋，为机密办公处”的决定；7月19日的第9次会报又决定各机关的“重要文件另易地保存”。7月下旬， 蒋介石下手令：“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并限三日具报。”据此，行政院于7月27 日召集所属举行会议并决定：“关于迁地办公：1.第一步各机关办公地点疏开，即假定敌机轰炸或敌舰开炮时，各机关在城内城外，准备民房秘密办公，并先登记负责人和电话号码等，以资联络。2.万不得已时，则迁移他处办公（如衡阳）；凡须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迁地保管；至各机关之实行迁移，则须候命实施。”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也决定将东部沿海地区各重要都市之居民及政府机关职员之眷属进行疏散，要求在不使人民感到恐慌的条件下，可先将老弱妇孺迁到他处；机关职员之眷属，则宜先期秘密离京，以保证政府职员安心工作。
    随着平津等重要城市的陷落与华东局势的紧张，国民党最高层也越来越感到迁都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军委会于8月4日举行卢沟桥事件第25次会报会，主持会议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要求与会者对战时政府所在地加以慎重、周全的考虑，并讨论是否以武汉为宜。8月6日，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又内定“大战爆发后，如首都遭受敌人空军之激烈袭击，则迁往衡阳衡山”。虽然如此，但直到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中央对迁都虽有考虑，但在“政府究竟应迁往何处”的问题上，仍未作出最后决定。8月14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作出了“外侮虽告急迫， 政府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的决定。这表明：虽然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早在1935年即确定以四川为对日抗战的根据地，“七七”事变后又开始考虑首都的安全，作了迁地办公及迁政府于安全地区的打算。但国民政府最后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还是有一个过程。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4日， 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至此，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性战争正式爆发。“八·一三”沪战爆发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即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面呈的“建议中央迁川，长期抗战的种种意见”，“甚表嘉许”。嗣后不久，他又明确告知国民党内的部分高级幕僚何廉等，“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并令何廉“以此为基础计划同各部开会商议”。虽然此时尚未正式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但国民政府内获知内情的高级官员，均已开始作西迁重庆的准备工作了，“大家都认为，不要很久，所有政府单位都要撤退到重庆去。实际上人员和办事机构已开始分散，有些撤向汉口，有些撤向湖南和广西。运输路线有的被截断了，有的十分艰险，要直奔重庆是办不到的。”
    10月下旬，上海战事的日益吃紧及日本飞机对南京的频频轰炸，使得首都南京所受威胁愈趋严重，迁移政府及国都之举更是迫在眉睫。11月1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与国府主席林森会商，共同决定迁都重庆。13日，军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也频频举行会议，商讨政府的迁移事宜，“议定将南京非作战机关一一向上流移走，以备长期抗战”。15日，此时已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常会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晚，国防最高会议在铁道部防空室内举行，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但“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同一天，南京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职员，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自本日起陆续离京赴武汉集中；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启碇西上。18日，国民党最高当局又决定：“于林主席抵川或抵宜昌时，发表迁徙政府于重庆之文告。……政府机关最高人员，须于文告公〔发〕表后始得离京。”
    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并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谴责、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无止境之侵略”和威逼中国首都的阴谋，高度赞扬了前方将士“忠勇奋发”、“壮烈牺牲”的精神，明确揭示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动机和目的--“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21日，蒋介石也为政府迁都重庆事，分别致电各省政府、省党部及各战区将领，指出：“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我前方军事不但绝无牵动，必更坚决奋斗，就整个抗战大计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26日，林森等抵达重庆。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庄及中央委员吴稚晖、丁惟汾、钮永健等率中央党部职员40余人抵达重庆。12月1日，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及西康建省委员会、威海卫管理公署称：“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转电知照。”同一天，国民政府也宣布在重庆简陋的新址正式办公；12月7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范庄办公地举行迁渝后的首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渝办公。
    虽然此时国民政府已正式宣告迁都重庆并开始在重庆办公，但这时迁到重庆的只是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少数部门，多数部门，特别是那些主要职能部门，诸如军政、外交、经济、财政、内政、交通等部暂时迁到了武汉或长沙等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徐永昌、陈诚等均齐集武汉。1938年夏，随着日军侵略的加紧，华中重镇武汉岌岌可危。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7月17日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五天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先前迁到武汉的各党政首脑机关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西迁：7月18日起，中央各部门纷纷迁往重庆，11月中旬，军事委员会 又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全部迁往重庆。12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海陆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也率军事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从而结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的大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