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一批湖南学者，都是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社会大变动的前夕，清朝的由盛而衰，西方势力的东来，使得他们不得不从汉宋之学的繁琐与空疏中解脱出来，探求能挽救危机的经世之学，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改革方案，如改革漕政、盐政，抑制兼并、流民，乃至杜绝白银外流、西力东渐的种种方法。因此，这是一批学术旨趣相同、政治倾向较为一致，同时又互为师友、互为乡籍、互为同事的湖湘学人，也可以视为一个学术群体。他们的共同学术特征和群体联系，对湖湘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湖南学术予以深远的影响，实则是湖湘学风形成的标志。可以说，反对烦琐空疏的汉宋之学，主张社会改革，反对西方的侵略，是以汤鹏、魏源等为代表的古近之交的湖南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特征和内容，也可以说是近代湖湘学风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湖湘学风的形成，为近代湖南学术和人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种人文荟萃的社会和文化氛围，湘军正是这种背景中崛起的。
    湘军的崛起乃是以曾国藩为中心的一批湖南经世派士人为挽救封建末世、中兴王朝、实现经邦治国的宏愿而特起乡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改革政治的经世之志，正是嘉道之际湖南经世学风的自然沿续，也是他们开创的湖湘学风的濡染的结果。就直接的学术渊源而论，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师承关系。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曾国藩直接师事唐鉴，学术较多理学色彩，但他同样具有经世致用的精神，讲求经世之学。对汉宋之争，他颇不为意，表示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上，页1。）， 主张兼取二者之长”（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上，页1。），并注重经世之学。1851年， 他就决意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舆地、河渠等14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予研究，以便稽其得失，损益承袭。左宗棠与贺熙龄有师承关系，与贺长龄及陶澍也属师友关系，受他们的影响较大，对科举制艺不感兴趣，醉心于经世之学。他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注：《左文襄公实录》，（一），第11页。）所以精研《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1，页7。），且对“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页1。）。罗泽南在创立湘军之前未曾与曾国藩谋面，但两人“神交”已久，曾氏对他的学问十分钦佩，将其弟国荃、国华托付给他。罗泽南有远大的抱负，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注：《近百年湖湘学风》， 第16页。），尤留意经世之学，“穷阴阳之变， 旁及州域形势”（注：李肖聃：《湘学略》，第190页。）。在家乡“假馆小方，究年汲汲”， 培养出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王开仍、蒋益澧等一批经世之才，他们以后都成为湘军的骨干。刘蓉也是湖南士子群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与曾国藩相识较早，学术倾向也基本一致，反对汉宋之学，认为汉宋学风“泯泯棼棼，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注：《近百年湖湘学风》， 第44页。），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此外，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 欧阳兆熊等人，也都是这一经世士人群体中的重要骨干。他们从其先贤前辈开创的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中濡染出来，继承其学术传统，力图以所学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除了共同的学术倾向以外，这一批经世士人还继承了其前辈学者的参与社会、改革社会的思想意识。他们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社会与政治危机有清楚的认识，尤其对土地兼并、农民起义以及西方的侵略有深切的担忧。他们不满于清朝政治的腐败，以及官吏的贪污、苛民，希望朝廷能革除弊端，重振纲纪，恢复往昔的社会秩序，中兴朝政，并提出了匡主德、结人心、求人才、裁兵、节饷、抑兼并、减少苛捐杂税的一系列主张。他们相互联络，同声共气，希望在适时的机会中出来，做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清朝军队的腐败不堪，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在曾国藩的倡导下，这一个经世派士人群体便应运而出，创湘军，创造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勋业，而他们自己，也通过这一机遇走上了政坛，实现了他们的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因此，湘军之兴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只是一种机遇，其根本乃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文化特别是湖湘学风的濡染和潜移默化的结果。谓湘军是湖湘文化的产物，其关键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