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军与晚清湖湘文化(5)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或者说对晚清湖南的深远影响,是其经世致用的实践及其产生的成就,对湖湘士子所产生的心理与风气的转变。经世致用主张积极的面世态度,也就是积极参与社会的态度。在传统社会,经世与参与就是走出书斋,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去经邦治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的学术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湘军人物的成功,本身就为湖湘士子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他们以乡贤前辈为榜样,去创造经邦治国的奇迹。曾国藩曾经提出要“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从湘军之后湖南士林风气和人才成长的情况来考察,他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的。在湘军之后产生的一大批湖南名人,无不是从小留意经世之学,树立了宏大的理想。谭嗣同的“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的自白(注:《谭嗣同全集》,第3页。); 黄兴自小“便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注:《黄兴年谱》,第7页。 );乃至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都无一不体现了湖南士子经邦治国的理想与信念,这无疑是湘军以来湖南士林风气和学术传统的濡染和熏陶的结果。辛亥志士杨毓麟就曾指出:“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注:杨毓麟:《新湖南》。)即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由此可见,谓湘军对晚清以来湖南士人的价值导向的潜在与深远的影响,并非虚言。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另一重大的影响,是文化心理。在中国历史上,湖南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以说是“无所轻重于天下”,因而湖南人的文化心理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宋以后,儒学在湖南获得大的传播,使湖湘文化逐渐融合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渐具儒家的“入世”精神,但由于在清以前,并没有产生足以影响全国的人物或事件,因而湖南人的心理缺少奋发的精神。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以几个书生从戎,成就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使“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成为事实,因而对湖南士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转移作用,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理。以湘军为自豪、以湖南为骄傲的情结形成。“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注:《唐才常集》,第178页。)、“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注:《杨度集》,第95页。)、“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注:《饮冰室全集·文集》,第2册,第66页。)等等, 都反映了湘军之后,湖南士人文化心理的深层变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湖南精神的形成,对百年来湖南人才的形成有着强烈的激励作用,使湖南的志士从小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时代与民族的召唤下,走出湖南,创建出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业。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弘扬,还在于他们将它推向了全国,使之成为有影响的一种区域文化。晚清湖湘文化,通过湘军人物的弘扬,形成了具有全国意义的两个特点,影响着晚清中国社会。一是它的人才群体,二是它的“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与实践,湘军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上举27位官至督抚的,只是一个方面。如郭嵩焘、薜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外交人士,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科学家,俞樾、吴汝纶、吴嘉宾、王闿运、王定安等文史学者,都曾游幕湘军,与湘军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活动,无疑使湖湘文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师夷长之技”即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主要思想内涵,而首倡者,乃湖湘人士。梁启超曾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渊薮也……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首出焉。”(注:《饮冰室全集·文集》,第2册,第66页。 )魏源以其敏锐的目光,在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大变局中,洞察世界大势,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开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湘军人物,成为魏源思想的实践者,创办了洋务企业,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但使湖湘文化具备了近代的特色,且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使之发生了近代转变,这不能不说湖湘文化成为有深刻影响的文化现象,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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