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距今整整100年了。这场政治改革及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和过客，然而，他们为时代及后人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报刊业在当时的发展，就是维新者遗产中珍贵的一份。
    报刊是传播文化、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报刊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政治运动同样影响报刊业的发展。
    戊戌维新是一次短暂的政治改革运动，发动和领导这次改革的，只是为数不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据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所集，发动、领导和参与、支持变法者，一共不过50多人，其核心人物还非常年轻。然而，就是这些年轻的维新思想家们，充分意识到报刊在宣传维新变法、介绍西学知识、启发民智、开通风气方面，有着其它方法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青年爱国志士的才识和见地，着实令人称道。
    谭嗣同就把办报纸和建学校、创学会一同，视作维新变法的三个最重要的手段。他在《湘报后叙（下）》一文中谈道：“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二曰学会，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书院而肄业焉者，乃赖以萃而讲焉”；“三曰报纸，报纸业，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18页）梁启超则更加详细地阐述了报刊的“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创刊号，1896年8月〈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梁启超对报纸这种功能的认识，也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维护君主政体的条件下，进行维新改良的思想实质。
    报刊的作用不但为维新人士所瞩目，一些开明官僚也对其非常重视。以通达时务自诩的张之洞，在《时务报》创刊后，就大加赞赏。湖南巡抚陈宝箴、广西巡抚史念祖、杭州知府林启等，也都倡导办报读书。甚至后来极力反对维新变法的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也向他的学生们发出手谕，劝他们读报。他说，国内形势是“强邻逼处，列国纷乘，朘我脂膏”，应“留心时政”，“多读有用之书”。他特别对《时务报》评价说，该报“议论精审，体裁雅饬，并随时恭录谕旨暨奏疏西报，尤切要者，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盖忧时君子发愤而作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547-549页）
    1898年6月4日开始，光绪皇帝实行变法新政，其中明令准许自由办报，这当然更为直接地推动了各地报刊业的发展。
    正是因为报刊对鼓动民众、推进变法的强有力作用日益显现，自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思想家们相继创办了一系列以宣传改良维新、自强变法为宗旨的报刊。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有气势、有影响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的《强学报》，1896-1898年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的《时务报》，1896-1897年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主办的《国闻报》，徐勤、麦孟华等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康才常等人在长沙主办的《湘学报》、《湘报》等。这些刊物的创办者和主持人都是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或积极参与者，这些报刊成为戊戌年间报刊界倡导改良救亡的领头羊，作为维新宣传的锐利武器，极大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同时，通过报刊活动的锻炼，维新思想家们积累了许多办报工作经验，为以后报刊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里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时务报》。这份报纸，以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文中系统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改良主张。《时务报》关于“开学校”、“变科举”、“保护关税”、“开设议院”等言论，反映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受到知识界的高度赞扬。
    《时务报》创刊初期，每期发行量只有4000多份，经过宣传发动和维新人士的支持帮助，半年以后，每期增加到7000多份，一年后每期达到13000多份，最高达到17000多份，发行范围遍及全国15个省及东南亚和日本华侨界。这足以见得有思想、有见地的报刊，在触及人们思想方面所具有的感召作用。
    维新人士的办报活动，由于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及《时务报》的成功和影响受到很大鼓舞，各地维新党人“以书报为起点”，“以学会为归宿”，组织学会，创设学堂，出版报刊。到戊戌年间，他们所创办的各类报刊达到数十家之多。特别是变法新政发布后，各地改良派的办报活动更加活跃，刊物数量迅速增长，总数很快发展到比1895年增加了3倍（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在这中间，除了有维新改良人士的《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等之外，还有大量的时政刊物，如上海的《译书公会报》、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岭海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女子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另外，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
    这一时期一批进步报刊的创办，还改变了当时国内新闻事业由外国人垄断和思想界沉闷、国人情绪消极低沉的局面。在这些办报人中间，不少都是维新运动的骨干力量，报刊也因而成为各地维新宣传的主要阵地。这不仅大大推动了当地维新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维新人士办报活动的影响，还日益深入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领域。各类报刊的广泛传播，使人们扩宽了眼界，交流了思想，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报刊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以至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国人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如果没有报刊，那是难以想象的。戊戌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更加深入，以至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新文化运动，都是与进步的报刊影响直接相关的。因此说，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新起点。
    维新者们的办报实践，突出反映了在戊戌维新时期，少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文化领域的贡献，他们是勇于革新，有胆识、有气魄的爱国者。当然，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有很大程度的幼稚、弱点和缺陷，更有其历史或阶级的局限。然而，就其对戊戌年间中国报刊发展的贡献来看，我很赞成李侃先生对这个阶级的一个评语：“在政治上、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幼稚，却正是它的活力所在。”（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