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依次论述以下问题：洪武时期的宦官机构和宦官预政；洪武、宣德间司札监职掌的演变；正统以后、司礼掌印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余论。
    一
    明代宦官机构，是在洪武时期创建完成的。从吴元年（洪武建元前一年）始置内使监（注：《明太祖实录》（南京图书馆藏传抄本一九四○年影印本）卷二十，吴元年九月丁亥条：置内使监，设监令正，正四品；下有丞、奉御、内使、典簿。后改置内使监、御用监，各设令一人，正三品。这是明代给宦官定过的最高品秩。下有丞、奉御、典簿等。又置御马司，设司正，正五品。）起，到洪武三十年增设都知监和银作局止，前后历时三十一年，建成了一个包括十二监、二司、七局的庞大宦官机构。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向侍臣发表自己对汉唐宦官弊政的评论，并一再颁布有关宦官的禁令。与此同时，他又不断扩充宦官机构，调整品秩，确定职掌，使它的体制日益完备。可见明代宦官机构的设置，是朱元璋根据统抬的需要，经过长期周密考虑的结果。
    洪武时期，对宦官机构先后进行过十次以上的调整，其中比较大的调整有两次，每次调整都有较大扩充。第一次是洪武十七年四月，把原设的监、司、局（注：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七年以前所置的七监有：内使、御用、神宫内使、尚衣、尚冠、尚履、尚佩。至于监以下的司局，则置废多次，不备录。）调整增置为九监、九局，第一次在典礼纪察司的基础上设置了司礼监（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洪武十七年四月癸未条，所置的九监是：内官、神宫、尚宝、尚衣、尚膳、司设、司礼、御马、直殿。九局为：巾帽、针工、织染、颜料、司苑、司牧、皮作、兵仗、宝源。关于典礼纪察司，本文第二部分将论及。）。监设令一人，丞一人。除名列首位的内官监令为正六品，丞为从六品外，其他各监的令均为正七品，丞均为从七品。对各监的职掌都作了规定。内官监的职掌是：“通掌内使名籍，总督各职。凡差遣及缺员，具名奏请”（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洪武十七年四月癸未条。）可见内官监是当时宦官机构的第一署。第二次调整在洪武二十八年九月。这次把九监九局增为十一监、二司、六局。监改设太监一人，左右少监各一人，左右监丞各一人。各监太监品秩一律定为正四品，少监从四品，监丞正五品。有些监的职掌作了较大的更改（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一，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条。十一监是：神宫、尚宝、孝陵神宫、尚膳、尚衣、司设、内官、司礼、御马、印绶、直殿。二司是：钟鼓，惜薪。六局是：兵仗、内织染、针工、巾帽、司苑、酒醋面。）。把两次调整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两点显著的变动。第一点，各监为首官员的品秩一律提高为正四品，恢复到吴元年时内使监令正的品秩。第二点，内官监的地位下降了，它的名次由首位降为第七位。内官监太监的品秩也和各监一样，为正四品。它的职掌也改为主要是“成造婚礼妆奁冠伞扇衾褥帐幔仪仗”等（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一，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条。十一监是：神宫、尚宝、孝陵神宫、尚膳、尚衣、司设、内官、司礼、御马、印绶、直殿。二司是：钟鼓、惜薪。六局是：兵仗、内织染、针工、巾帽、司苑、酒醋面。）。司礼监则保留了宫廷礼仪的职掌（注：据上引《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和卷二四一的记载，洪武十七年所定的司礼监职掌是：“掌宫廷礼仪，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及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洪武二十八年改定为：“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并长随当差内使人等出门马牌等事，及督光禄司供应诸筵宴之事。”），而排列第八，位于内官监之后。洪武三十年七月，增置都知监和银作局，共为十二监、二司、七局。有明一代的宦官机构的建置，至此基本完成了（注：以《明太祖实录》所载，截至拱武三十年七月为止所置的宦官十二监，和《明史》职官志三宦官中的十二监比较，前者缺御用监而多出孝陵神宫监。按吴元年九月始置内使监，后改置内使监和御用监，秩皆三品。是御用监为最早设置的二监之一。至洪武六年六月改御用监为供奉司。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又罢供奉司。故洪武十七年四月和二十八年九月所定的宦官机构中都没有御用监。以上均据《明太祖实录》。至于御用监何时复置，孝陵神宫监何时罢去，均不详。余如四司，尚缺宝钞、混堂；八局尚缺浣衣。）。
    明人关于洪武时宦官情况的记述，一般都强调太祖驾驭宦官之严，所以洪武时宦官不敢干窃权力，“盖三十年之间而宫府谧如也”。从而对洪武时期宦官干预政治的情状避而不谈（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之九十，中官考一：“明兴，高皇帝神断自天，朋亡（疑当作而）不昵。虽置各监局以处中贵人，而不兼文武衔，不侵外廷政，不御外臣服，盖三十年之间而宫府谧如也。”）。《明史·宦官传》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把让宦官干预政治的始作俑者归于成祖朱棣，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从一些明初的史事记述中不难发现，《明史·宦官传》列举的明代宦官几项“大权”，在洪武时，有的已频繁出现过，有的早有萌芽，不过到永乐时才趋于显著；有的还超出于这几项权力。
    宦官出使，洪武时不仅频繁见于记载，而且太祖就公开承认说：宦官“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七月丙寅条。）。重要的出使如：洪武二年遣内臣以书谕元将纳哈出；七年选派蒙古族宦者咸礼袁不花、帖木儿二人送崇礼侯买的里八刺于漠北；八年遣内使赵成以罗绮绫帛并巴茶往河州与西番市马；十四年遣内臣赍敕谕乌蒙、乌撒诸酋长；十六年遣尚佩监奉御路谦使琉球中山王；十九年遣内使与行人刘敏等赍磁器往赐真腊等国；二十八年遣内使赵达、朱福等使暹罗斛国（注：以上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卷九十三、卷一百、卷一四○、卷一五一、卷一七九、卷二四三。）。从洪武历永乐以至整个明代前期，宦官出使几成定制。不过列永乐时期，宦官出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和次数之多，才达到明代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