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洪熙时期，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皇帝把可靠的宦官公开派到军事、政治等重要职位上去，宦官的权力因而大为扩张，这是和洪武时期不同的地方。然而这些掌握权力的宦官，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他们中间许多人都不是司礼监官员。如成祖病死榆木川时，与杨荣同奉遗命驰讣仁宗的宦官海寿，是御马监少监（注：成祖于北归途中死于榆木川，由随驾宦官马云、海寿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决策秘不发丧。壬辰“文渊阁大学士杨荣、御马监少监海寿奉遗命驰讣皇太子”。仁宗不豫，亦急遣海寿驰召皇太子。俟皇太子还自南京，始发丧宜遗诏。分别见《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庚寅条、壬辰条；《仁宗实录》卷十，洪熙元年五月庚戌条、六月辛丑条。）。曾多次率船队出使“西洋”、洪熙初守备南京的郑和，是内官监太监（注：《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中官考一：“洪熙元年正月丁未，命内官监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永乐一朝奉命出使的宦官，据明实录所载就有四十余人。除多次出使西域的侯显是司礼监少监，后擢太监而外（注：《明史》卷三百四，宦官郑和传附侯显传。），没有一人以司礼监入衔。至于为成祖所倚任，受命监京营、出镇的宦官王安、王彦等，也没有一个是司礼监的官员。此外，在成祖晚年居中用事的中官黄俨，曾和赵王高燧密谋政变，明实录也没有说明他是哪一监的官员（注：《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五，永乐二十一年五月己丑条载，宦官黄俨等与高燧密谋政变事。）。当然，上面提到的一些没列监衔的宦官，可能有些是司礼监的官员，由于记载的疏略而无从稽考。但上述总的情况可以说明，当永乐、洪熙两朝，司礼监在宦官机构中仍属一般衙门，司礼监官员不具有优越地位。因此，各监的宦官凭借皇帝的宠眷，都有机会出任要职，掌握大权。
    到了宣宗朝，司礼监的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变化的端倪，见于宣德元年正式设立内书堂，并命翰林官专授小内侍书（注：《明宣宗实录》卷十九，宣德元年七月甲午条。《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三，宦官。）《明史·宦官传序》认为，宣宗这个措施破坏了太祖不许内臣读书识字的祖制，是明代宦官专权乱政的根源之一。其实，我们只要对洪武时期宦官职掌及其对宦官的任使略加考察，就知道明太祖禁止内臣读书识字之说是可疑的；因此，《明史》作者的论断是缺乏史实依据的。事实上，由于皇帝对于宦官的任使日多，永乐时就已开始了对小宦官进行培养与训练。《明史》卷三百四，宦官金英传附范弘传：
    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弘）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书札，侍仁宗东宫。宣德初，为更名，累迁司礼太监，偕（金）英受免死诏，又偕英及御用太监王瑾同赐银记。
    明代第一个专权的司礼太监王振，也是在永乐时选拔培养的。《明英宗实录》载有英宗给王振的一道敕文：
    尔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时，特以内臣选拔，侍我皇祖，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诚益至。肆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朕自春宫至登大宝，前后几二十年；而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賛翊维持，靡所不至。正言忠告，裨益良多。兹特勅赐给赏，擢为尔后者以官（注：《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三七，正统十一年春正月庚辰条。又《弇山堂别集》卷之九十，中官考一。引文系据中官考。据此敕文，《明史·王振传》少选入内书堂之说是可信的。且振于永乐中入宫，曾侍仁宗于东宫，嗣侍英宗者又几二十年，年岁亦相符。严从简《殊城周咨录》与《罪惟录》谓振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乃自宫以进，授宫人书云云，其说当不可据。）。
    这两个记载充分说明，永乐时对幼年宦官的培养，目的就是为皇储准备能处理文字的秘书人才。比之洪武时能记录御前文字的纪事奉御，要求是更高了。所以，宣宗设立内书堂，不过是把成祖的做法进一步正规化与制度化而已。说他破坏祖制是没有根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永乐到宣德，逐渐形成了一套经由内书堂、侍东宫、入司礼的宦官培养制度，这个制度后来成为宦官进入司礼的正途出身，对明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明代实际的情况而言，被选入侍东宫的宦官，常常就是幼年皇储伴读的伙伴和“豫教”的教师（注：明历朝都有大臣或言官上疏，请慎选老成内臣以豫教皇储。如弘治时马文升的《题为豫教皇储隆国本疏》，又隆庆时魏时亮的《恳乞圣明严拣官僚近待预养皇储以光昭燕翼事》，分别载《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二、卷三十七。可见明代君臣公认入侍东宫的内臣，是豫教皇储的担当者之一。）。他们对未来皇帝思想、性格和兴趣爱好等方面所给予的影响，远非那些后来为太子讲解经书的翰林讲官们说教的效果所可比拟的。这些宦官和皇储长期相处而形成的亲密关系，成为他们以后擅宠专权的政治资本。王振之于英宗，刘瑾等之于武宗，就是典型的例子。
    宣德时期，直接影响司礼监权位变化的关键事件，是宣宗令内阁条旨和伴随而来的“批红”。黄佐：《翰林记》卷二“传旨条旨”载：
    唐宋以来，传旨属之执政。……国朝始犹设中书省，……其后革去，分任六部九卿衙门。中外奏章皆上彻睿览。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故洪武中，批答与御前传旨为一事。……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问，……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宣庙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上或亲书或否。及遇大事大疑，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即传旨处分，不待批答。……自正统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然中每依违，或径由中出。是时上方幼冲，委政中官王振，一至于此。
    这一段有关条旨的记载，对于说明明代司礼监权位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太祖于废丞相后，不得不以翰林春坊官看详诸司奏启，兼司平驳（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四○，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丁已条。）。内廷还有司礼监纪事奉御之类的宦官记录御前文字。成祖设立内阁参预机务，实际上也不可能事无大小都召阁臣密议、批答均出“御笔”，势必藉手“善笔札”的宦侍。这是明朝皇帝总揽朝政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成祖要选拔小宦官加以培养的缘由。宣宗令内阁条旨，然而对这些条旨都要他亲自批硃，仍然是难以办到的。“上或亲书或否”，于是大部分须由别人代为批红。这样，经过内书堂训练、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秉笔太监就应运而生了。宣宗而后，英宗幼冲，实际主政的太皇太后不能与内阁面议取旨，遂“专令内阁条旨”，从此内阁就拥有了票拟权。同时，批红遂成了司礼太监的主要职掌。司礼太监参预批红，成为皇帝处理机务最贴近、最可靠的助手，司礼监作为宦官机构的第一署的地位得以确立，同时也就为它逐步集中与扩充权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