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征、监军和分镇，始见于永乐。然明太祖在统一战争中就经常派宦官到军前，向统军大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沐英、傅友德等传达重要命令（注：《弇山堂别集》卷八六、卷八七，诏令杂考。）。如洪武元年遣中使到北平犒北征将士；洪武十一年命内官赴讨破五开叛蛮的总兵官杨仲名军中“观兵阅胜”；这些宦官都兼有觇军的使命（注：以上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一、卷一二一。）。以上这些实为永乐以后宦官专征、监军、分镇的先声。
    关于刺臣民隐事，太祖早在建国以前就曾用“检校”察访臣民。洪武十五年，公开设置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关于宦官侦伺臣民，虽史籍讳言，而仍有所透露。《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洪武十二年八月戊午条：
    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阳须文旦进表及象马方物，中书省不以时奏。内臣因出外见其使者，以闻，上亟召使者见之。叹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勅责省臣曰：朕居中国，抚辑四夷……今占城来贡方物，既至，尔宜以时告，礼进其使者；顾乃泛然若罔闻知。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者固当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广洋等皆扣头谢罪。
    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年正月，胡惟庸即以谋反的罪名被处决，接着就发生了“胡狱”。可见前面所谓“内臣因出外见其使者，以闻”，显然是史官的曲笔。宦官这种侦查活动，在当时决不是偶发的孤立事件。
    于上述的出使等项权力之外，洪武时开始派遣宦官参预审覈全国商税税收的工作。《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三月甲申条：
    户部奏：天下课税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宜速遣中官、国子生及刑部委官各一人，往覈其实，立为定额。从之。
    由户部奏请云云，可见派宦官参与这项工作，当时已成为一种常规。以后历朝都使宦官参预或监督国家的财政事务，实亦以洪武为开端。
    洪武时奉使出外的宦官已非常骄恣，郑晓：《郑端肃公吾学编余》“逊国遗闻”条载：
    洪武中，内官奉使出外，约束甚严，不得与士民交。然亦恃宠放纵，有司畏之。尝有鲁内官过广信之弋阳，纵马于田，践食其稼。佃者不知也，击之伤足。鲁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之。周大惧，偿其马，倾赀贿焉。鲁归，犹以击马事闻。高庙竟籍周，谪戍铜鼓卫。
    从这一条偶而流传的记载，可见洪武时外出宦官的为害民间，已非有司所能制了。
    总之，对于明太祖建置宦官机构，派遣宦官广泛地参预政治活动的事实，不能孤立地看待；应该把它们放在洪武初期皇权与淮西集团之间尖锐矛盾这一背景之中，联系废中书省以及“胡兰之狱”等事件来进行考察。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明太祖正是运用宦官这一机构，不断地巩固与加强其专制集权的统治。否则，建置这样一个庞大的宦官机构，如果真象明太祖曾一再宣言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那倒是难以理解的了。
    二
    司礼监从洪武十七年开始设置，到后来成为宦官机构的第一署，司礼掌印和秉笔、随堂太监获得掌理内外奏章和“批红”的权力，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的。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洪武到宣德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从宦官的一般衙门，成为它的第一署。正统而后为第二阶段，司礼监的权力继续扩大，司礼太监由于批红而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司礼监权力的不断扩大，始终和当时皇位的交替、朝局的变动密切联系，而又互为制约。以下就先来考察司礼监发展的第一阶段。
    朱元璋于吴元年置内使监、御用监，设监令、丞，奉御等官；其中即有纪事奉御的名目（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吴元年九月丁亥条：“置内使监，秩正四品。设监令正，正四品；丞正五品；奉御从五品；内使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后改置内使监、御用监秩皆三品。……御马司秩正五品。……尚宝兼守殿、尚冠、尚衣、尚佩、尚履、尚药、纪事等奉御，秩俱正六品。”）。洪武六年，改御用监为供奉司，又置纪事、内正二司。纪事司显然是从纪事奉御扩充建置的（注：《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三，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朔条：“御用监改为供奉司，……”。同书卷八十四、同年八月癸酉条：“立纪事司，秩正七品，以宦者张翊为纪事司正。”）。关于内正司，《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五，洪武六年十月壬辰条载：
    命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一人，秩正七品；司副一人从七品；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