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中志》对司礼太监看本章作了具体描述：
    每日早晨，或非朝讲之日，及申时后，掌印公过司房看文书，秉笔、随堂，人各有室，挨次细看。先看文书房外本，次看监官典薄文书。……万历年间，先监过司房，例印公穿直身，率秉笔等，都是单身入室。其亲信掌班人等，一人不得入机密禁近。（注：刘若愚：《酌中志》（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
    这里的先监是指万历中的司礼掌印太监陈矩，《酌中志》作者刘若愚曾隶陈矩门下，故尊为先监。关于批红的情况：
    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不妨略为改正。（注：刘若愚：《酌中志》（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
    上述批红情况，当然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内阁的票拟，除一些例行公事外，只要有关除弊兴利事涉内府的，经常在批红中遭到驳回或留中的命运。所以，《明史》职官志序说：“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注：《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一。）总之，正统以后的司礼监，实质是内廷的另一内阁。司礼掌印太监实质成了和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而且他是能向皇帝面奏取旨的“内相”。看来司礼掌印太监倒是和永乐、洪熙时期的阁臣更为近似。
    四
    明代宦官权势很盛，而且出现过几次专权乱政的祸害，为什么明朝没有重蹈（东）汉、唐后期的覆辙？明史家王世贞在《中官考》中有一段评论：
    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台谏至狐鼠伏也，亿兆至鱼烂也，而不为汉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注：《弇山堂别集》卷之九十，中官考一。）
    他的答案是：“高皇帝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对明和（东）汉、唐的历史条件进行探讨，这里当然不能详及。但是我们觉得可以提出两点来供讨论。
    一是明代中央集权制度的成功。如在地方实行三司制和分道监察制，基本上阻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对淮西勋旧势力的诛除，对外戚的防范，消弭了政治上的隐忧，也可归入此类。对这几种分裂势力的有效抑制，使振、瑾之流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道理在此。而（东）汉唐宦官之祸，酝酿于各种分裂势力激烈争夺的时候，统治者藉手宦官，削平对方；结果宦官攫取了军政权柄之后，竟与分裂势力互为呼应，结果遂不可收拾。
    二是明统治者在政治上运用“彼此颉颃、分而治之”的策略起了作用。明太祖晚年在宣告嗣后不许复立丞相时说，“我朝”设六部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条。）这就是王弇州说的“收天下之权归于一人”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称之为“彼此颉颃，分而治之”的统治原则。这个原则的运用不仅见之于太祖的废丞相，也见之于成祖在建内阁的同时加强内监。随着票拟与批红的制度化，出现了司礼掌印和内阁首辅的对柄机要，还是这个原则的体现。司礼监官员除掌印外，还有秉军、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在司礼中，照例掌印太监不得兼掌东厂；这何尝不是“被此颉颃，分而治之”原则的运用。对刘瑾之所以能“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除了众多廷臣的支持，主要还由于原为八虎之一的张永已被分化了出来。振、瑾当时所处的情况，和（东）汉、唐后期朝内党争剧化、藩镇势力方张的局面，是根本不同的，他们“能为乱而不能为变”的道理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