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认为在当朝“识”的最主要原因是识“天理”，知“势理”。郭嵩焘提出，根据当朝极贫极弱的局势，一个有识之士一定也是有理之士，他们以“理”而“论控夷狄之大，常以守为本”〔51〕。但是，由于今人受南宋“争言之战”的风尚所迷惑和毒害，因而多“以一战为能者”。“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52〕，“悲哉无识”。郭嵩焘由此得出结论：“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53〕“天下大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54〕“天下之大乱，积成于无识。”〔55〕那么，怎样来改变这种状况呢？郭嵩焘忙不迭地指出：首先，“须大臣有学识者，左右维持，盖之以诚悫坚定，久而其德日新，斯为得之”〔56〕；同时，要切实把“识”作为是否为有用之才的重要标准；更为迫切的是，最高统治者必须尽快把“明理审几”的洋务人才纳入统治阶层。因为，这些有理、有识之士十分难得。“则明理审几之才，因不易得也，知情知势，而后有以处人，狭疑之见自不生于其心；知理而后有以自处，即矜张无实之言亦不屑出于其口。……能知处理洋务，以之纪纲万事，经营国计，必皆裕如矣”〔57〕。
    如果说“德”、“识”在人才内在素质和标准中居核心地位，那么“学”在其中便居基础地位，即所谓“非学无以立德”，“非学无以明识”，“非学不成为才”。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人才，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其一是具有知识，其二是运用知识的能力。而后者又是产生于前者之上的。“学”即是指知识素养。“学”的具体内容在各个阶级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变化和侧重。按照郭嵩焘所推崇的人才典范--曾国藩的说法，当时的知识“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58〕。所谓义理之学（也称道学），即是宋代以来的中国后期封建文化的主体。它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将封建的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或“心”，将维护纲常名教归结为义。所以，义理之学是封建统治阶级要求它的人才所必须掌握的。所谓“经济之学”，即经世济国之学。无外乎仍是古今典章制度之类的东西，没有脱离传统经学的范围。至于“词章之学”，即作诗填词写文章的学问。考据之学“即今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59〕。在这四门学问中，自然是以“义理之学”为首，“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术”〔60〕。不过，在郭嵩焘年轻时，他曾对词章之学有很大的兴趣，并由此而受到好友刘蓉的指责和劝勉。刘蓉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到：“记诵之学，止于表志，而词章之学，其终至于丧德，其德既丧，借使文采烂然，亦所谓其余不足观者。”〔61〕在曾国藩、刘蓉这些从“学而优则仕”正途上脱颖而出的封建人才的长期影响下，郭嵩焘最终接受了“义理重于立身，文学止于润身”的原则。他深有体会地说：“人须是从道学切实入手用功夫，乃能自立。”“学之不修，德之不足于达天下。”不过，郭嵩焘也认为，要真正成为一个“匡时正俗利济生民”的人才，还要“博览群书，不当墨守一经以自囿”〔64〕。他把经、子、史、传百家之书分别比譬为堂奥、门户、窗子、厢房等，认为只有广泛“求其书而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65〕。他以自己为例，说他之所以能够洞悉世变，明察势理，就在于“读书多而见事明，反复相寻，而理势之所趋，终必循其径而至焉，此亦自然之数也，而其议论乃以卓绝天下，亦岂非学问之效然与”〔66〕。
    郭嵩焘还认为，读书的主要作用在于明理，“故吾人读书论世，首在明理，理明，自然随处可以理处，消患未萌”〔67〕。郭嵩焘提出，之所以当时办理洋务的官员多半都懵然无知，力不胜任，就是没有认真读书观理。而那些抵抗派的“无识”之论，更是没有“读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的缘故。既然非“学”不可能为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提供保全之计，非“学”也不可能在与强大的西方侵略者的交往中为封建统治阶级化险为夷，那么，有无中国传统学问的坚实根基，自然便是能否成为人才的基本条件之一了。
    在对“学”的内容界定中，郭嵩焘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他对西方文化没有象封建顽固派那样视为洪水猛兽，加以坚决的排斥，而是采取了承认和称道的态度，并企图将其纳入中国传统学问的系统中，以弥补其传统学问在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方面、科技方面的空白和不足。他在英国时，曾与日本户部官恩娄叶欧姆会谈，并问及所读有关洋务的书，认为他谈的“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68〕。在他出洋的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的各项自然学科及专家，“引次至伦敦，所见定大、谛拿娄、阿文、虎充、斯博得斯武得谈论电学、化学、光学、热学之精微，盖见英国学问人人讲求云云”〔69〕。郭嵩焘称这些“亦极天下之威矣”。不过，尽管郭嵩焘讲了西学、西人、西方的若干赞美之话，甚至在学习和采纳西学的某些主张上，超过了洋务派的一般观点。但是，这些毕竟只是他思想的支流，其思想的主流仍然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河床里流淌。在郭嵩焘看来，实用的学问，中国确实不及西方，而治国治民的学问还是中国的好。“鄙人始及中国学问流传三千余人（年），圣人立身而已，治国治民之方，备具于书，此所以崇尚至今。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70〕。既然西方的实在学问胜于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在坚持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学来为我所用。可见，郭嵩焘把西学作为人才必备的知识素养，并没有“离经叛道”，依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严格限制之中。
    另外，郭嵩焘认为，从广义来说，人才的“才”就是德、识、学三者的有机结合。既然如此，郭嵩焘就对狭义的“才”不甚看重，并且主张敛才，认为才气不能太张。因为“才者赋之天，望则须以人”，才太甚容易损望。他举例说：“子静做官之才尽有余，惟虑用才太过，必致损望，故才有余，必务敛约”。〔71〕郭嵩焘还认为才太足容易使人失德，“司马光论才德之辨，以为人多蔽于才而遗于德”〔72〕，“道德文章，推极于圣贤境界，亦尽无穷。若恃其才气之伏，偃然自足，遂以文字玩弄一切，是其倒乱是非，是使玄黄异色，天下何赖有此。 ”〔73〕同时，郭嵩焘还把才与志对立起来，“朱子曰‘才悠悠， 即是志不立’”〔74〕。
    以上是郭嵩焘认定人才自身和衡量人才的三大基本要求。这三者分轻重、按主次的有机排列和组合，便构成了郭嵩焘的特定的人才内在素质和主观标准。从结构上看，就是以“学”为基础（以中学为主，以西学为补），以识为重点，以德为核心。从总体来看，就是要求人才做到：“以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75〕更为重要的是，要求人才具体做到：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去适应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而变化了的形势，去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这个现实存在的“势理”，由此获得对新的统治格局的心理承受能力。无论是“德”，还是“识”、“学”，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目的来规范、限定的。
    从以上对郭嵩焘的“德、识、学”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郭嵩焘的人才内在综合素质的标准具有显而易见的时代烙印和他个人作为一个较早具有洋务思想和经历的封建士大夫的痕迹，从中既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可借鉴的内容，同时也说明了郭嵩焘作为一个近代洋务思想家的时代局限和个人偏见。
    注释：
    〔1〕《玉池老人自叙》，102页。
    〔2〕〔9〕〔10〕〔11〕〔12〕〔13〕〔17〕〔19〕〔20〕〔23〕〔24〕〔25〕〔26〕〔28〕〔30〕〔32〕〔33〕〔37〕〔38〕〔39〕〔40〕〔41〕〔42〕〔43〕〔44〕〔45〕〔46〕〔47〕〔48〕〔50 〕〔51〕〔52〕〔62〕〔72〕〔74〕《郭嵩焘日记》卷一，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37页、420页、497页、524页、428页、428页、499页、 499页、157页、473页、474页、474页、198页、511页、488页、499页、 158页、499页、157页、428页、157页、553页、31页、30页、506页、 506页、447页、498页、499页、447页、393页、403页、347页、488 页、157页。
    〔3〕〔6〕〔22〕〔29〕〔31〕〔35〕〔36〕〔56〕〔75〕《郭嵩焘日记》卷二，195-196页、65页、189页、189页、40页、377页、198页、9页、195-196页。
    〔4〕〔8〕〔18〕〔21〕〔27〕〔49〕〔53〕〔54〕〔55〕〔63〕〔65〕〔66〕《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264页、52页、 518页、259页、507页、144页、158页、160页、258页、513页、《书〈海国图志〉后》。
    〔5〕《正蒙·至当篇》。
    〔7〕《使西纪程》，18页，转引自《郭嵩焘年谱》上，72页。
    〔14〕〔34〕〔67〕〔73〕《郭嵩焘日记》卷四，256页、257页、503页、256页。
    〔15〕〔16〕《郭嵩焘年谱》下，524页、526页。
    〔57〕《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353页。
    〔58〕〔59〕《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上，辛亥七月传忠书局刻本，81页。
    〔60〕〔61〕《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64〕转引自《郭嵩焘年谱》上，28页。
    〔68〕〔69〕〔70〕〔71〕《郭嵩焘日记》卷三，169页、203页、203页、9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