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不由自主”的
    在让位前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赞誉之词是比较多的，让位给袁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就打电报给袁世凯，明确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于大白于将来”〔1〕。在1912年1月15日回复议和代表伍廷芳的电文中，孙中山宣布：如果清帝实现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2〕， 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袁世凯的态度。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孙中山一再要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的表示，对“革命”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早在清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请出袁世凯之时（1911年11月），袁即在“清室请他出任内阁总理的诱饵和民派请他出任总统的建议之间举棋不定”〔3〕， “决计居清廷与革命军之间，收渔人之利”〔4〕。 而在得到孙中山的多次保证，权衡得失之后，袁世凯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始了逼宫清帝的活动。这样，在袁的步步进逼之下，清政府再也没有别的办法，“终于选择了性命重于皇冠的一条路”〔5〕。可见， 既然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有这么大的作用，而这个结果又是孙中山本人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的，所以孙中山应该十分愿意这样做。前面引文孙中山的那些表示也必定大多为其肺腑之言。
    我们可以认为以上内容是孙中山“让位”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有人分析说，让位前后的孙中山对袁世凯认识模糊（对于袁欲于天津另组政府的主张等，孙是有怀疑，但对袁总的评价是很高的），最后达到过分轻信的程度〔6〕，证据凿凿，本人深表赞同。所以， 本文该部分标题为“孙让位给袁是不由自主的，没有说“是无奈的”。言外之意，是想说，主观上，孙中山非常愿意让位给袁世凯，但这种事情决不是孙袁二人之间的事情，假使孙中山出于多种目的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愿意让，说明不是无奈的；不愿意让，也由不得孙中山本人。孙主动“让出”的话，皆大欢喜，它和经过一番苦斗最终还得“失去”这两个词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么我为什么始终说孙让位是“不由自主”（或“身不由己”）呢？其实，这方面的根据是很多的。
    1.“革命”政权方面对此早已明确了态度，并且很少有人提出异议。
    武昌起义胜利后，许多省区先后光复，1911年11月底到12月初，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以建立统一的临时中央机构。在讨论中，许多代表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存在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而存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应当说服袁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如果袁表示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应当推他为临时总统以促其成”〔7〕。这个意见最终让大家所认同， 12月2日， 代表会议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所以才有了孙中山被选为“临时”的“临时大总统”之后的一再表白，为避嫌疑，即使有时认为不妥也不得迟延，因为这也与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及一贯作风是不相一致的。这样，南京临时政府就只能是一个“过渡政府”了。
    2.革命党人也一致看好了袁世凯。所谓的“革命政权”与真正的革命党是两码事，因为毕竟有立宪派、旧官僚及其它投机分子在里面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著名”的革命党人的意见。
    首先是孙中山，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即使有时产生过一些疑问，便也多被“如（袁）能‘倒戈为汉灭清’就推他为大总统”〔8 〕的无奈和“袁本汉族，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可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9〕的侥幸心理所冲淡。 孙中山这种无奈与侥幸相伴的心态由来已久，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此时的共性。有这样一件事反映得最为具体：孙中山回国后曾和胡汉民谈起过对袁世凯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如果袁以后要复辟帝制，那时专制制度的基础薄弱了，则“覆之自易”〔10〕。
    黄兴则早在11月9日即写信给袁世凯，赞誉袁“明公之才， 高出兴等”。恳求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相庆者”〔11〕。南北议和开始后，黄兴的主张与孙中山“利用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建议“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化敌为友”，避免袁世凯“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12〕。孙中山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2月24日，黄兴便打电报给袁世凯， 希望他早日派人来接管他的陆军总长等职务，认为“今目的已达”，将“掉臂林泉”，“长享共和国民幸福”〔13〕。由此可见，在“政权交接”的全过程里，黄兴始终把自己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国家的兴衰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
    宋教仁、陈其美等人更是把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这件事高度理想化，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参与最高政权了，把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的建立（毕竟是全国统一性质的），看作是革命目标的实现。宋教仁一再表示拥护袁世凯做总统：“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此选”〔14〕。章太炎更明确表示了对袁的企盼之意：“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
    有确切证据表明，汪精卫早已成为袁世凯的走狗，但他此时仍以革命党头面人物身份加紧活动。先是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长的名义，压制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强迫他们随他拥袁“以促成革命”。随后在南北议和中，明着是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却为北方出谋划策。甚至讥讽孙中山未肯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是“亦栈”〔15〕，鼓吹“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16〕。起到很大的蛊惑和蒙蔽作用。
    所以，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同盟会自成立以来已经在思想、组织等方面就是一盘散沙这个现实，此时其头面人物的态度也是足以置其“领袖”孙中山于绝境的。
    3.立宪派的作用举足轻重。前面说到“革命政权”的态度，其中很大成分是由立宪派所左右的，但由于“革命政权”，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其成份较为复杂，所以对于立宪派也要单独说一下。因为似乎南京临时政府的态度并不完全代表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真实意见。
    在武昌起义半年前左右，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共推立宪派头子张謇进京向摄政王进“最后的忠言”，张绕道彰德拜访了袁世凯。袁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17〕。张满意而去。由此形成了资产阶级立宪派与袁世凯在政治上的默契。武昌起义后四天，江浙立宪派即搞了“惜阴堂策划”，对拥护袁世凯出山收拾大局作出了周密安排。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之下，11月底至12月初，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1912年1月，张謇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 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18〕。既然如此，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立宪派联合旧官僚抵制革命派的作法就不难理解了。汤寿潜“力辞交通（总长）”，远走南洋；张謇对实业部（总长）不感“兴趣”，根本不到南京就职〔19〕。在孙中山欲举借外债之时，立宪派又给其致命一击〔20〕。
    4.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抑孙拥袁。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在回国途中，匆忙间到西方各国，目的是游说“筹饷”。结果帝国主义以中立为名，行干涉之实，孙中山空手而归；而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黄（被各国公使推为“领袖公使”）则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21〕。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以承认所有的不平等条件为代价要求列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遭到无理拒绝；相反，他们对袁世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22〕。列强的态度非常明显，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能承认“中华民国”。这实际上就是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及早将政权转交给袁世凯。与此相适应，清帝退位，袁世凯接收北京政府后，帝国主义表示出更大的兴趣，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立即进行借款谈判，并且在总的协议没有达成以前，先行垫支部分款项。此后，袁世凯的一系列卑劣行径，与帝国主义的财政援助有着极大的关系。
    以上大致分析了从辛亥起义到孙中山正式辞职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帝国主义列强等的基本政治态度。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孙中山是否“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不是能由他自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