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卢到戴高乐》这本集子，收集了张先生1978--1988年间所发表的有关法国历史、中法关系、法国大革命、法国史学与法国史学家方面的研究成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10年我国史学特别是世界史史学的进步和发展水平。该书对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一些众说纷纭的重要人物作了评说和澄清，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例如，丹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与罗伯斯比尔齐名并一度合作的雅各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后被罗伯斯比尔派送上了断头台。对丹东的评价，190年来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翻来覆去，忽上忽下。张先生查阅了大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丹东在对斐扬派和吉伦特派斗争中有过动摇，但基本上是革命者、爱国者，特别在1792年夏秋之际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说他因此出卖祖国和革命则只是‘事出有因’，属于‘可能性’、‘盖然性’的范畴，缺乏过硬证据”。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内外形势紧张的时期，丹东与罗伯斯比尔之间的矛盾和对革命认识的分歧日益加剧。热月政变后，丹东的理论实现了，而罗伯斯比尔的革命理想尽管比丹东的理想崇高得多，但暂时还不能在法国实现，这是由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的。
    《从〈通鉴〉到人权研究》这部专集，收集了张先生多年来有关中国史、中国史学、中外关系、西方史学、法国史、教学改革、人权研究方面的成果。本书序言洋洋万言，自述了他50年的学术道路，读来十分亲切感人。全书内容丰富多彩，寓意深刻。
    随着国际国内斗争的需要，张先生于1989年在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提出要研究人权问题。在他的主持下，这个研究会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国际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就人权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历史、理论、实践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编辑出版了两期人权问题专辑和《世界人权纵横》一书，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外交部条法司的同志读后说：“我们在国际人权斗争中及时得到了你们提供的理论武器，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几十年来，张芝联教授不仅在生活方面乐于清贫，严于律己，同时也以言传身教来影响他的弟子们。他对青年学子的爱护和培养是人所共知的，他为助教、研究生批改作业、指导论文写作、寻找深造机会，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他曾为一名博士生写了一篇短文，借用了孟子的一句话勉励他：“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唯能。”此言寓意精深，值得有志于学术事业者回味。
    张先生在《我的学术道路》一文末尾，引用他父亲的话--“学杂而不能精，骛泛而不知专归”来揭示自己的弱点。在他走向80高龄之际，还表示要“改弦更张”，再做一番事业。我们衷心祝愿他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