⒌崇奉人本主义，尤其重视人和人的自身价值，这是希腊城邦文明区别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
    对此，学界曾有过不少论述，这里只摘引一段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的识见：“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面。”[①⑤]众所周知的神话“斯芬克斯之谜”，体现了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地位的最初思考，自此，揭示人的地位、业绩及其历史作用，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希腊文明史之中。是的，在那里，由于希腊城邦制的发展，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个人的作用不断得到了体现，因而也就不断强化了对个人价值、个人主义与个人尊严的信念，以至到了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太戈拉那里，更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成为公元前5至4世纪希腊世界理性思潮中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在戏剧与艺术领域中，更有着意渲染与表现人的意义、人的力量、人的创造性的作品问世，对世人不乏有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扩而言之，这种构成希腊文化所有方面的人文精神，便成古希腊文明的一种典范。
    ⒍笃信中庸之道，是古希腊自荷马至古典时代思想家的共同传统，也是希腊精神的一种标识。
    前面所论各点，如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均衡、思想自由的适度、有节制的生活、人的个性与特长的和谐发展等等，都无一不渗透着这种希腊人的中庸思想，亦即这种平衡与和谐的发展。反之，他们所崇奉的中庸精神又反过来制约着希腊城邦文明与城邦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放异彩，都与中庸精神有关。伊迪丝·汉密尔顿的“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①⑥]，确是画龙点睛之笔，很正确地道出了希腊人崇尚的中庸之道所包含的巨大的与潜在的历史作用。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儒家学派的中庸之道可称为中国的“黄金之道”，足可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相媲美。但中西中庸论同中有异，古希腊的中庸之道大体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使用逻辑演绎，而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则从一种伦理观念上升到了世界观，并已“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①⑦]，具有很明显的和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三
    古希腊城邦文明既属于古代世界，但又属于现代世界。说它属于古代世界，因为它是继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后，后来居上，在公元前1000年放射出了熠熠的历史光辉，希腊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与顶峰；说它属于现代世界，因为由它所奠立起来并被学界所称为的“希腊精神”（如上文在论列希腊城邦文明的特征时所涉及的诸点），已经超越了时空，在西方乃至世界被发扬光大，成为烛照后世与难以泯灭的历史遗产。
    倘借用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创制的“文化元典”的概念[①⑧]，从希腊文化的元典精神来评说古希腊文明的现代意义，也是特具学术价值的重要课题，容当专论，限于篇幅，这里略说一点。
    希腊文化元典就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与首创的学科经典之作，在我们看来，除《理想国》（柏拉图）、《形而上学》与《工具论》（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论著外，尚有《伊利昂记》与《奥德修记》（荷马）、《伊索寓言》（伊索）、《几何学原理》（欧几里得）、《政治学》与《诗学》（亚里士多德）、《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俄狄浦斯王》（索福克勒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鸟》（阿里斯多芬）、《历史》（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等等，它们的传世为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产生了巨大的与深远的影响。冯天瑜先生说元典之作为“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①⑨]，上述被列为元典之列的作品，无疑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与特性，由它所孕育的“希腊民族精神”，经过世代的继承、充实、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并进而成为影响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传统，人类文明就在这样的历程中不断地迈开了它前进的步伐。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希腊艺术和史诗的成就，认为它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②⑩]。其实，古希腊文明的永久魅力何止只有艺术和史诗，随着古希腊文化的元典精神一再被弘扬与重建，古希腊文明的现代价值也就一次又一次地被追寻与创造（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可称为典范）。在这过程中，人们莫不感受到希腊元典精神的原创力和那刻骨铭心的“永久的魅力”，这也正是古老的希腊城邦文明所蕴含的与发展的“永久的魅力”。
    作者附记：1995年9月下旬，应武汉出版社之邀，在湖北大学出席刘家和教授的大作《古代世界与中国》一书的学术座谈会，复旦校友、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梅莉同志会后特向我约稿。今遵约呈上拙文一篇，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学术界的同仁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