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将发生何种变化、苏联同西方国家关系可能朝哪个方向发展、苏联同西方国家能否和平共处这些重大问题，最初保持着谨慎和克制的态度，总的思想倾向是争取和平与合作〔4〕。苏联希望加强同西方的政治、 贸易和文化联系，同意召开苏、美、英三大国会议，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建立国际警察力量，苏联不会利用德国反对西欧和美国；在远东，也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
    到美国抛出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加速筹建布鲁塞尔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紧分裂德国、“遏制”苏联之后，斯大林的思想和对策倾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原来相信可以同西方国家保持和平合作关系，转向认定美、英政府毫无合作诚意，现正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5〕据此，斯大林公开号召各国人民为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以此牵制西方国家的决策者。〔6〕
    斯大林的上述思想、观点，使他在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认识方法方面不可避免地复归于原来的思维范式。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断言，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他本人在30年代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了。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是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7〕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处于上升和衰落的不同趋势， 并把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混同于即将到来的“现实”，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把推进世界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斗争的直接目标，提出社会主义力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三大力量联合起来，埋葬资本主义的口号。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倾向，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这样，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论点的指导下被纳入封闭的轨道，苏联的对外政策也被引入追求狭隘民族利益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方向。
    有论者谓，在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指导方针的主要方面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种看法，割断了苏联对外政策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苏联民族主义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旧一再表现出来的事实。在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三点：首先，斯大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曾指出，侵略者通常比爱好和平的国家更有作战的准备，而“爱好和平的国家将来可能又会措手不及地遭到侵略”，这是“历史的规律性”〔8〕。 苏联对周边国家的政权的考虑完全以自己的安全需要为出发点，以划定势力范围为终极目的，继续在北起芬兰湾南至黑海的周边地区占领“战略据点”，通过直接军事行动、武力威胁和大国谈判等手段，把东欧建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它甚至希望控制地处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濒临地中海的的黎波里、扼守红海的厄立特里亚等地，向伊朗、土耳其也提出领土要求。同样地，苏联也尊重美、英对与它们利益攸关的国家与地区的处理。其次，苏联经济在战时受到了严重创伤，损失达4850亿美元。战时人口死亡2000万人，占战前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斯大林深知苏联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因而急于改变现状，以最快速度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迅速增强国防力量。苏联要求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都应无条件地维护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利益。强调“只有绝对拥护苏联的人才算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若不捍卫苏联，便不能解决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的问题”〔9〕。 苏联以“老大哥”身分控制、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内部事务，拆迁大批设备、索取苛重赔偿，强迫他们紧随苏联外交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亦步亦趋。这种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作法，难免引起兄弟国家、兄弟党的不满。再次，为了维持雅尔塔体制，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战后初期，虽然民主解放运动主要在亚洲发展，但苏联实际上采取“欧洲第一”方针，对“托管”的兴趣大于争取“独立”斗争的支持，处处着眼在远东事务中的发言权，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没有提供应有的国际主义援助。以其对华政策来说，苏联没有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反而承认蒋介石政权是中国合法政府，承认美国在华的特殊地位，换取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即使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后的朝鲜战争中，苏联也仅仅是向中国提供了13.4亿美元的有息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事物资，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总共花费了100亿美元。〔10〕凡此种种， 表明战后初期苏联执行的是一条狭隘的民族安全战略，很难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它对外政策指导方针的主要方面。
    三
    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上各主权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交往关系。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有其民族的、国家的利益需要维护。苏联又生存在一个强权的语言仍然是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强音的世界上，道德原则并不能支配一切，其约束力量也是极其脆弱，以至于任何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是不能完全以道德原则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的。
    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要考虑本民族的本国的现实利益，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否则它一天也不能存在。国家利益是制约、影响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根本因素。国际力量的分聚离合的终极原因是世界基本矛盾运动。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什么意识形态作为本国社会主导思想，取决于各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它本身就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体现一国国家利益的国家意志，绝不应该强加于别国。因此，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主要根据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国家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理应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因此，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作为政策驱动力量的战略利益、战略需求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允许苏联也同别的国家一样，将自己的安全利益作为制订对外政策、支配对外行动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时代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利己主义倾向应从时代和历史条件上加以解释，因而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是，决不能以此否认、抵消这样一个原则问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策行为不仅要受到国际法一般准则的制约，同时又要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誉、形象负有极大的责任。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便特别具有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践踏别国的主权，侵犯别国的利益。否则，苏联的对外政策与沙俄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苏联对外政策又如何同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划清界限呢？从这一基点上审视苏联对外政策中出现的大国利己主义行为，不足为训。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价值取向应该兼顾道义原则与民族利益，竭尽全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合理结合部。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147、210、243、244、246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6、 217页。
    〔2〕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47、548页；J.哈斯莱姆：《苏联和争取欧洲集体安全的斗争，1933～1939》，纽约1984年版，第29页。
    〔3〕萧乾：《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23页。
    〔4〕〔5〕〔6〕〔7〕〔8〕《斯大林文选（1934～1952 ）》（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7、479、487、493页；第504、512页；第565、599页；第595页；第400页。
    〔9〕沃兹涅夫斯基：《战时及战后苏联经济》，中华书局1949 年版，第3页。
    〔10〕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3周年》，《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