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70年代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民用工业，突破帝国主义殖民经济与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桎梏开始踽踽起步。甲午战争前夕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主要集中在机械、纺织、面粉、火柴、造纸、印刷及采矿业方面，如方举赞在上海成立的发昌机器厂，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立的继昌隆缫丝厂，徐润和徐鸿复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等等。这一时期的民办工业特点是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根本不能同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投资、并享有清政府特权保护的企业竞争，因而处境困难，难以获得充分发展。到1894年，中国的民族资本总额仅722.5万银元，而同一时期的官僚资本达2796.5万银元，外国资本则达5433.5万银元（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方列强援用中日《马关条约》条款，以利益均沾为借口，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鼓吹“门户开放”。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着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并由此催生出1894-1898年间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刷新内政，抵御外侮”的滚滚思潮，终于淹没了“中体西用”的洋务余波。维新派在积极宣传政治改良、倡导君主立宪的同时，也针对中国贫弱交困的社会现状以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无孔不入的危急情况，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张。如康有为认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通之法，富国为先”（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反对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的官办、官督商办等经营形式，认为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由国家经营外，其它一切工商业均应听任民间自由经营，并由国家在培养人才、供给技术资料、减轻捐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给予帮助。康有为特别重视工业，认为工业不仅能富国强兵，还能使民众“日新日智”，因而主张将中国“定为工国”，通过发展民族工业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守旧、愚昧的局面，使中国走上“无敌于天下”的富强之路。梁启超更是将机器生产视为“富国第一义”，认为机器生产如纲执目，能带动各经济部门并行运转，因而也力倡“以工立国”，要求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近代工业化的产销轨道。
    康有为、梁启超的经济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见解；另维新派能将改良政治作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大进步。但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环节互相依存，极为顽固，非暴力革命手段不足以促其解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很不成熟的状况下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几乎没有同封建势力进行过认真的较量，而迫在眉睫的求亡需求又使他们忽略了对封建势力的严峻斗争。维新派企图依靠傀儡皇帝的支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以求变法图强，这种软弱的政治运动不啻与虎谋皮。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光绪帝被囚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而流于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被迫出逃国外，留下“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的深深遗恨。
    在维新运动前后，一部分封建士大夫蝉蜕而出，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如光绪年间的状元张謇在1894年“大魁天下”之后，就没有凭借科举及第致身台阁，而是利用自己所取得的社会地位和关系，弃官就商，创办新式企业。张謇把“振兴实业”看作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他说：“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根本在于实业。若鹜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亡其本，不知其花与果将何附而自生？”（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针对当时中国纺织业与钢铁业在国际上的贸易逆差，先后力倡“棉铁主义”，主张重点发展棉铁工业。他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惨淡经营，先后办起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包括运输、货栈、机器修配乃至垦牧公司在内的二、三十个企业，成为清末士人经营实业比较成功的典范。
    张謇关于实业地位的论述，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他所提倡的“棉铁主义”，也有利于消弱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但张謇的“实业救国”以回避政治革命为前提，他的一时成功得力于自己的状元身份，这种大海孤舟般的个人奋斗，于当时灾难深重、哀鸿遍野的中国社会并无多大裨益。况且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排挤与封建主义政治势力的掣肘，张謇的企业也经常陷于经费拮据、原料紧缺、产品滞销等困窘境地。辛亥革命后，张謇出任中华民国实业部长，他草拟了各种实业计划，幻想大展鸿图。但始而在经费上得不到袁世凯军阀政权的支持，继而又在贷款上受挫于英、日政府，致使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张謇近30年苦心创办的企业，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最终陷于失败。
    在中国近代史上，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强国理想推向高峰的，无疑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清末革命派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次将鸦片战争以来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理想，纳入改造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国家独立、人民民主、社会经济繁荣三方面予以整体考虑的。孙中山对发展实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不但将这一问题看作“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而且认为这是使全国几亿人民摆脱贫穷困苦的关键。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怀着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为发展国民经济而制订了一个宏伟的《实业计划》，其中包括在中国南部、中部及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构成联接全国各地的六大铁路系统；修建全国公路网和内河水运网；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矿藏；发展各种轻重工业等。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具有远大的目光。孙中山这一计划的许多设想，包括他提出的修建长江三峡水电站的方案，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现实，但孙中山当年却根本无法实施。限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身弱点，清末革命派对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缺乏深刻认识，他们既低估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盘根错节，同时也低估了落后传统势力对新生事物的顽固抗拒。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误认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两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因此，他将政权辞让给袁世凯后，即集中精力抓铁路协会，并着手制订《实业计划》，志在发展交通，开发矿藏，发展民族工商业。孙中山等人天真地相信中国经过一场社会革命后，只要着力推进工业近代化，就一定能赶上和超过西方列强，“执全球之牛耳”。但窃取中华民国政权的袁世凯及其党羽，实际上只是一批前清封建余孽，他们势衷于卖国求荣，残民以逞，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毫无兴趣可言。袁世凯败亡后，中央政权仍被北洋军阀操纵，各派地方军阀长年割据混战，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的强国理想，同样遭到无情幻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因忙于欧洲战事，减少了对华资本输出，加上国际上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大，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在1912年至1919年的八年中，民族资本兴办的工厂有470余家，资本近一亿银元，超过了以往40年的总和。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民族工商业生产的“黄金时代”，民族资本仍然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如当时的中国棉纺织业的产值虽已高达5000万银元，但外国棉纺织品的输入仍在一亿银元以上。况且外国商品只需缴纳5%的进口税与2.5%的子口税，即可行销全国；中国商品却要受到层层盘剥，部分商品所纳税额竟在其成本一倍以上（彭明《五四运动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又加紧了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在帝国主义低税率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加上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与横征暴敛，中国民族工商业繁荣期旋即结束，民族资本陷于长期萧条的境地，一般工厂都难逃亏累、负债、倒闭或被外商兼并的命运。从1921年到1927年，仅“纱厂之破产换主者”，即达“二十余厂”（《国闻周报·主要工业之哀鸣》）。“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这既是当年某位实业家破产后的绝望悲叹，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族工商业生产凋零残破、走投无路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