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是相对生理性别提出的新理论，是指男女两性的社会的、文化的差异，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解释男女不平等问题。它包括性别文化特征、性别的主观认同、性别与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关系，具有男女比较研究的特点，是从男女两性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两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社会性别是由特定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并且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该理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美国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它是对美国妇女运动的总结。理论的形成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社会性别的质变最早发生在美国，美国社会性别的质变与其社会变革--南北战争相伴随，南北战争重塑美国女性，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性别，使美国男女在社会生产、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机构、文化领域、价值趋向等方面的差异大大缩小，为美国妇女的解放创造了前提。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独立宣言》宣布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而独立，在“天赋人权”的口号中，新大陆诞生了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天赋人权”是人类独立、自由、平等的法则，这是一种天然人权，但纳入社会中实施，“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则就被破坏。男女都是有理性的人，都应享有“天赋人权”所赋予的各种权利。然而男女有别，除了生理差别，还有社会差别，即男女在社会生产、经济生活、文化领域、政治组织中的位置有别。尽管在开发新大陆时，女性与男性付出了同样的劳动，但《独立宣言》宣布的独立、自由、平等却没有赋予女性。自由国度的妇女没有获得公民权，在经济上，社会财富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幼小时其财富由监护人监护，婚后无论陪嫁还是继承来的财产均由丈夫占有，“在结婚当天，她的土地和房屋--如果她有任何这类财产的话--就转归她丈夫掌握，……丈夫可以为自己的用途取用租金和收益；他可以不征求妻子的同意而处理她的权益；……妇女的动产--金钱、票据、债务、珠宝和一般动产--也成为丈夫可以随心所欲地执管、使用、出卖、转让或消费的财产。”[1] 靠个人劳动为生的女性在生产劳动中不能获得自己的经济权益，他们被排除在报酬优厚的劳动部门之外，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依附地位。女性在文化、道德中的现实准则都是以男性的意志为转移制定的，“（已婚妇女）的人格被湮没在丈夫的人格之中。”[2]由父权制社会塑造女性；学校教育是男女分校， 文化上的性别差异很大，女性在学校接受的是塑造娇柔依人、柔顺服从、虔诚贞节形象的社交礼仪；学校把女性塑造成男性驯服的工具，人为地取消女性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而且这种文化教育也只面向富家女子。女性的智力被否认，她们的见识不能比男性高，在男性面前要显示出是智力低下、无独立思维的温顺宠物。在道德方面，妇女的典范是终生操持家务，避免干预“只宜由智力较强的男子去做的事情”[3]， 是贞节顺从的贤妻良母，活动的公共场所限于礼仪社交圈，出入混合公共场所被视为不守妇道，其行为将受到社会的谴责；离婚被视为不贞，妇女对孩子的抚养权将被剥夺；女性的感情被压抑，“新英格兰的妇女甚至为了一些轻浮举动就会在布道会上遭到露骨的痛骂。有的牧师大声叫嚷道：在正直的人复活的时候，人们不会遇到象天使手挽涂脂抹粉的女人那样的情景。”[ 4]男女的社会性别被人为拉开。社会普遍视男性智慧杰出，女性智能低下；男性粗犷豪放，俨然阿瑞斯战神，女性则是娇柔顺从，胆小如鼠的宠物。在这种社会塑造女性的时代，男女社会性别形成强烈反差，男女不平等的现实不可胜数。这种社会塑造出的女性对自己的社会性别也自我认同，战前南方的老一代妇女默认当时的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财产名誉是男人享有，女人只是他们的管家婆；男人在生活中可以肆无忌惮，妇女却只能低声下气，处处原谅男人，一切以男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在战前得到大部份妇女的认同，使妇女丧失了争取权利的机会，“新泽西在其1776年宪法中无意之中允许妇女参加选举，该宪法规定：拥有价值50镑财产的成年人都有选举权。但抓住这个机会的妇女并不多，而该宪法不久就作了修改，将选举权限于男性公民。”[5 ]杰佛逊“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在女性世界成了一纸空文，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权在女性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妇女）在法律上的存在即使没有完全被取消，也至少是暂时停止了，并强使她丧失许多法律上的资格。”[6]无选举权使社会性别基础受到法律保护。
    社会性别并非永恒不变，它仅是处于一种准静止状态，是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波动的。独立后的合众国经济在飞速发展，工业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社会经济文化在不断裂变着。到工业革命结束时，美国的社会性别被触动，其标志是出现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玛格利特·富勒、斯坦顿夫人等杰出女性，她们对美国社会性别提出挑战。玛格利特·富勒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女性》，对妇女的依附地位提出了抗议，并在塞尔卡福尔斯召开第一次女权大会，发表了《妇女独立宣言》：重新阐述了关于自由和平等的伟大原则，“他们认为男子们独占了有利的行业和职业，他们不让妇女进入高等学府，他们向她们征收税款以支持她们在其中并无发言权的政府，他们剥夺了她们依靠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他们宣布婚后的妇女已经丧失了公民的权利。他们在教堂里给她们指定卑下的位置，总之，他们把妇女当农奴看待。”[7] 大会呼吁给予美国妇女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特权和地位，这些斗争触动了美国固有的社会性别，一些州在社会经济方面给予妇女掌握自己财产的权力。1839年，密西西比解除了妇女在财产问题上受监护的状态；1848年，纽约、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三州采取了类似的步骤；两年后，加利福尼亚和威斯康星走上了同一条道路；1838年肯塔基州让有学龄儿童的寡妇有参加学校选举的权利；1861年堪萨斯州将这项权利扩大到所有妇女[8 ]。政府在社会生产领域向女性开放了护理工作和初等教育两项低级职业，开办了第一所男女同校学院--奥柏林学院和第一所女子学院--芒特霍利奥克学院。这些创举为冲击现实的社会性别开了先河，出现了女内科医生、女文学主编、女文学家，这些事实是对男女智力的差异提出的挑战。妇女在家庭中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被动向主动迈进，其价值得到了子女认同，妇女的主导作用从家庭中凸现出来，社会性别开始在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中裂变着。即使在落后的南方也在发生微变，六十年代出现了要按自己意志办事，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的叛逆女性，这种女性与传统女性发生的冲突，恰恰反映了当时美国两种经济力量的较量--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南部落后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正在美国南北之间激烈地进行着，终于在1861年用战争来加以解决。也正是这场战争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在社会中获得与男性均等的机会创造了条件。战争重塑美国女性，使被疏忽的妇女活动凸现出来，使妇女活动超越了男人规定的运动的边缘，美国的社会性别在战争中发生了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