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对美国妇女的影响,美国护士的先驱克拉拉·巴顿作了意义深远的论述:要不是战争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她们也许比当时还要落后五十年[9]。是战争重塑了美国妇女, 缩小了美国男女的社会差别。 南北战争实质上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战争,这场进步的战争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社会性别的变化,战争不仅磨练了女性,更重要的是女性在磨练中重塑了自我,战争把女性推到了社会生产的行列之中。战争把东南西北的男性召上了战场,他们脱离了生产劳动,社会生产领域出现真空,人们不仅要打仗,也要生存,要以经济支持战争。妇女自然地填补了这一真空。南部种植园和中西部农场的妇女担负起犁耕、修理工具、经营种植园和农场、处理财务等原来由男性肩负的工作,妇女在社会生产中成了主体,她们不仅维持着家园,而且广泛地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她们认识到在这种困境中无所依靠,社会重担只有自己承担。战争使女性变得坚强自信,使她们变成生活的强者,她们的毅力得到男性的认可;战争使妇女的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尊敬;战争使妇女的智慧凸现出来,她们的智慧不仅局限于家务,而且在许多社会事务中也凸现出来,不仅使男性感到吃惊,也使女性自己感到惊奇,这标志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实践检验出男女智慧无差异,女性和男性一样有着非凡的智慧,妇女在自我觉醒中,开始向男性挑战,她们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挣钱用,以此实现经济独立,妇女认识到男女社会性别差异的经济根源,这是女性觉醒的重要标志。 战争不仅确认了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且也确认了妇女在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中的地位。战前美国在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中是排斥女性的,战争改变了这种社会结构。为了战争需要,政府不得不在财政部、行政部、兵工厂任用女性,战时联邦财政部长弗朗西斯·斯平纳任命了第一批“政府女职员”,其中财政部雇佣了447名妇女, 并让她们获得每年600美元的前所未有的薪水,同时妇女开始担任办事员、 抄写员等文职官员;男性垄断的工厂和兵工厂也接受了十五万左右女工[10]。战争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把女性投入到传统的男性组织和机构中去,社会性别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质变。 战争使能体现女性社会价值的护理职业得到充分发展,战时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需要大量护理人员。但是,这项人们共同赞成的妇女职业在行使中仍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从事这项职业的必须是三十岁以上的、容貌平常的女性。1862年,战争白热化的火焰终于烧毁了这根传统绳索,不仅落后的南方正式承认女护士,而且南北方对女护士的各种限制都无声地消失,妇女天赋价值在战争中充分体现出来。垂危的或身缠绷带的伤员、冲锋陷的勇士在事实面前不得不重新估计女性的价值,不得不把蔑视的目光变成崇敬的注目。妇女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她们组织起救济协会,把护理援助、医药供应、慰劳物品送到每个战区;她们出入公共混合场所,出现了说粗话、精力充沛、在士兵阵营中随意指使官兵的“比克戴克妈妈”。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女性的尊严在男性世界中显示出来,女性的价值得到男性的认同和尊重,妇女工作深入到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社会性别在男女主体的认同中缩小。战时卫生委员会一位男性主席说,这些才干(妇女领袖)“如果施展于其他领域或被男人所拥有,就会造就出巨商或公共事务的卓越管理者,……在行政管理的方法方面,她们成了所有人民的指导者。”[11] 接受战争洗礼的美国女性磨练了坚强的意志,在战后废墟上勇敢地站起来。她们肩负起重建家园的重担,不仅经营庄园,而且从事商业、金融业以及各种服务性行业。战争把各阶层、各年龄的女性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使她们从依附于男人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全新的自我塑造时期。在自我奋斗中,女性从小被社会塑造出的柔顺服从性无声地消失了,她们的反应、言语与男性一样干脆利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样去做,有了自己的思想,显示出男人的气概。这场解放生产力的战争以北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而告终,生产力的普遍解放为美国妇女的解放提供了机遇。战争把妇女投入到社会生产、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机构和文化领域之中,这为改变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美国女性经过社会塑造、战争重塑,战后终于回到自我塑造时期。内战以后不久,通过国会的作用把选举权授予黑人的做法,给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予启示,经过女性的不懈奋斗,她们取得了一系列硕果:19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给予妇女离婚权和拥有财产权;男女同校学院出现了,每年有2500名女生毕业[12];成立了数以百计为提高妇女素质而设立的自修俱乐部,到1890年会员发展到十五万名;十七个州和领地在学校选举中给予妇女有限的选举权,怀俄明、科罗拉多、犹他州和爱达荷州则给予妇女充分选举权[13]。在女权运动的压力下,1919年国会两院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公民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由合众国或任何州加以剥夺或限制。”[14]从此,美国妇女完全获得选举权,终于消除了传统社会性别歧视的政治基础。 南北战争给美国妇女争取自身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它是美国妇女解放的重要里程碑,女性在战争中找回了自我,有了自己独立的思维、独立的决定权、独立的经济生活,树立了自信心,女性走出了传统,开始了自我塑造的历程。社会性别的质变有力地推动着美国妇女运动向纵深的发展。美国妇女运动活动家珍尼·琼·克罗利对南北战争给美国社会性别带来的影响作了中肯的评价,她说:当19世纪载入史册时,“妇女将第一次以伟大的……妇女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并且认为“这是以社会变革为特征的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变革之一。”[15] 原文参考文献: [1]、[2]、[6] 均引自《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142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4] 转引自《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188页,第143页。 [5]、[8]、[14] 均引自《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第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美国文明的兴起》,第726页。 [9]、[10] 均引自《美国的历程》上册,第593 页。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1] 《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第497页。 [12]、[13]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第81页,第82页。 [15] j.c.克罗利夫人《美国妇女俱乐部》,纽约,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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