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英国在很多方面直接介入和影响了欧洲抵抗运动。然而，由于这一问题所特有的机密性、复杂性和敏感性，人们一方面对于英国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和影响了欧洲抵抗运动知之不多，另一方面又在很多问题上存在歧见。英国史学界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但在冷战背景下，直到60年代末，英国官方历史著作一般都对战时英国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活动避而不谈。迄今为止，虽然英国介入欧洲抵抗运动的神秘面纱已被逐渐揭开，在一些特定领域，如特别行动执行局、战时宣传、秘密战线以及英国对特定国家的关系研究已逐步深入，但究竟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英国学术界仍存在广泛争议，特别是来自左右政治立场的人士往往依据截然不同的是非标准，而根本否认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前苏联学术界在60年代开始探讨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关系问题，但侧重于揭露英国政策的意图，且对其持基本否定态度。我国史学界对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关系缺乏系统研究，对英国的作用与影响存在正面肯定少而批评否定多的倾向性。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对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进行动态考察的基础上（注：参见拙文《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进而就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历史作用与影响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众所周知，随着法西斯征服的开始，对法西斯侵略的抵抗斗争便在广大被占领地区逐渐兴起。但一开始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举步维艰。这主要是由于英法绥靖政策的影响及苏联在战争前夕突然降下反法西斯旗帜的干扰，助长了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使许多人对突如其来的国土沦丧措手不及，并滋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这种客观现实使最初的抵抗运动难以找到适宜的土壤。而且，欧洲抵抗运动兴起之初，往往存在缺乏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和手段，各抵抗力量之间缺乏组织联络，各自为政等自身一时难以克服的种种问题，从而造成了抵抗运动的孤立分散、被动挨打的状况。然而，英国的积极努力却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扭转最初的这种不利局面。
    其一，在法国败降和苏美参战前的关键时刻，英国作为当时唯一坚持与法西斯作战的欧洲大国和各国流亡政府的庇护所，其立场态度、生死存亡是影响欧洲舆论和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适此危难之际，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彻底走出了绥靖政策的阴影，率领英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其鲜明、坚决的反法西斯立场和临危不惧、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给悲观失望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40年秋，英国居然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而生存下来，并赢得了英伦之战的胜利，开始动摇了法西斯德国战无不胜的神话，给敌占区人民带去了一线希望。正如丘吉尔所言：“英国能生存下来，而且坚不可摧，而纳粹制度正遭打击这一事实将点燃整个欧洲乃至更大范围内成千上万遭到蹂躏和陷入绝望的男女胸中的希望之火，这些星星之火将很快成为席卷全欧的熊熊烈焰”（注：温斯顿·丘吉尔：《战时演说，1938-1941》（Churchill,W.S.War Speeches;1938-1941），伦敦1945年版， 第239页。）。虽说英伦之战的胜利并未立即带来抵抗运动的急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与欧洲抵抗运动的兴起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英伦之战的胜利也成为抵抗运动发展的一个界标。正是以此为契机，一些抵抗组织开始建立并积极寻求与英国建立联系。
    其二，战时英国对聚集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提供的广泛支持，如率先承认其为代表欧洲被占领土的合法政府；为其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为之提供活动场所、资金、武器装备；协助其组建、培训军队，并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主要盟国的关系等等。这些不仅成为支撑和促使流亡政府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因素，而且也对欧占区的抵抗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从政治和道义上讲，英国有效的利用流亡政府这面旗帜，首先从心理上对法西斯占领制度和傀儡政权施加了压力，对占领区人民有一定的精神慰藉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一些效忠于流亡政府的欧洲政治势力克服动摇与观望态度，转向反法西斯立场，有助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从军事和战略角度而言，因为流亡政府大多拥有或很快建立起来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很多重大军事行动，加大了盟军在正面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打击力度，客观上推动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尤其是流亡政府、组织还提供了英国维持其战争努力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如挪威流亡政府提供了由将近1000多艘船只、2500名船员组成的约400 万吨的现代化海军商船队；丹麦流亡政府提供了80万吨商船和500-600名船员；荷兰流亡政府提供了包括180艘左右的远洋轮船和200多只近海船只组成的300 万吨位的船队。“自由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流亡政府也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商业船队。荷兰、比利时、自由法国依然行使权力的广袤殖民地，如富饶而险要的荷属东印度，后来成为远东战线的主要基地；自由法国和比利时流亡政府控制的广大中非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直达中东的空中增援线。比利时流亡政府还在租借法实施之前的那段时间为英国提供了价值约3亿美元的黄金凭票（gold-cover），便于英国向美国购买所需物质（注：J.M.A格怀尔：《大战略》（Great Strategy）第3卷上部，英国皇家出版局，伦敦1964年版，第1页。）。虽然这些人力、 物力资源与希特勒从欧洲劫掠到的巨额财富无法相提并论，但对处境孤立的英国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命运相通，对盟军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及由此带来的形势好转，实际上造成了欧洲抵抗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有利形势与动因。
    其三，战时英国对敌占区进行的坚持不懈而又卓有成效的政治战，有助于强化沦陷区人民大众抵抗法西斯的愿望、勇气和信心，并为之提供一定的行动指南。如战争一开始，英国就对在欧占区从事政治战高度重视并于1941年夏成立了一个旨在“削弱和破坏敌军士气，支持和促进占领区的抵抗意愿”（注：约·赫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 （1939-1945）》（J.Hastrop,European Resistance 1939 -1945,AComplete History），伦敦，1981年版，第206页。）、 统一领导对欧宣传的独立机构--政治战略局（PWE）。PWE战时向敌国和敌占区进行了频繁的无线电广播和大量散发传单及各类“非法”出版物，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公开宣传最为有力。据统计，B.B.C.每天要用23种语言向18个国家进行35小时的广播（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第341页。），仅一昼夜就要播出16 万字（注：约·赫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第206页。）， 其内容不仅涉及时事新闻、重要人物的讲话、评论等一般性内容，还持续不断地给那些地下抵抗组织输送一种特殊的密码信息。战时英国的政治宣传至少从以下几方面对欧洲抵抗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由于英国对欧占区宣传起步早，而且伴随战争的始终，加之它具有信息量大，情报来源可靠，报道客观、真实、及时、接收效果好等方面优势，英国的战时宣传实际上成为欧占区人民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和同外部世界保持精神联系的重要纽带，成为帮助人们摆脱最初的颓丧与消沉情绪而振作起来，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外因之一。其次，通过收听、收看和传播地下消息，人们之间增进了接触和交流。这种联络，一方面可能使一些游离于抵抗运动组织之外的人们找到依托，另一方面又可能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一个具有抵抗意向的核心圈子，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个抵抗组织。而宣传引导的功能又使这一自发过程加速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此外，由于宣传甚至小道消息、特别是那些让敌人很难破译的密码信息所具备的公开性与诡秘性，让敌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又难以捕捉到它的踪迹，以致占领当局不得不因之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军心和士气受到影响和动摇。而对敌人注意力的分散、人力物力的牵制和对其嚣张气焰的打击，客观上也有益于抵抗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