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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西方宫廷的“秘不发丧”(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 薄洁萍 参加讨论


    1547年1月27日,亨利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当丹尼爵士鼓足勇气告诉他该准备后事时,亨利平静地接受了建议,回答说基督的仁慈会饶恕他的罪恶的。当丹尼问他是否想向某个谨慎的人开启他的灵魂时,他说他想先睡一会,然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当他醒来后,派人去找克兰默。这位大教主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王宫的,他发现国王已经不能说话,几乎失去了知觉。但是当克兰默要求亨利给他某个信仰基督的表示时,亨利用尽最后一丝力量紧紧地握住了大主教的手。1月28日清晨两点, 历经惊涛骇浪的亨利八世也未能战胜死神,终于离开了人间,终年56岁。
    亨利王进天国?亨利王下地狱?还是棲身炼狱?上帝自有安排。
    诚然,亨利八世作为一个真正的专制君主的最好体现,就是给了他的臣民所想要的东西,即享有完全主权的近代民族国家。这是英吉利民族称雄于近代世界的起点。这是亨利的不朽功勋。还应该提到,他留给他的国家一个有效率可操作的政府,一支有战斗力的海军。他发动具有英国特色的宗教改革无意于为了资产者的利益而建立一个“廉价教会”,但他的宗教改革却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遗憾的是,这位新君主仍未摆脱勇武好斗的中古遗风,垂老之年还渡海“亲征”法国,无功而回。他身后的英国并非繁荣富强,安定团结。
    尽管如此,他还是力图给他的继承者勾划出了一幅沿他的所谓中间路线继续走下去的未来英王国的蓝图,这就是他的遗嘱。为继续保持他生前的那种平衡局面,防止他的继承者背离既定国策,在关系民族命运的信仰取向上走极端,他在遗嘱中预设的摄政会议不设主席职位,重大事情由遗嘱执行人平等地投票决定。他所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自然包括相互冲突的两派人物,他们势力相当、彼此平等,谁也不能控制其他人,搞独断专行。改革派方面的人物有克兰默( Cranmer )、 赫特福德(Hertford)等;保守派方面则有大法官瑞奥塞斯莱(Wriothesley )、布诺尼(Browne)等。亨利谨慎地把那些他认为支配欲过强或观点过激进以至于有可能破坏平衡的人物排除在外,例如保守派的加丁诺和改革派的帕尔等。按照这样的遗嘱建立起来的政府,由于两派势力相当而互相抵消,就可形成一个稳定的力量,平衡的局面。保守派能够抑制改革派的“激进”,而改革派则能防止保守派的“反动”。这样,他的国家就可不被触动地“长治久安”。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亨利的愿望发展下去。亨利的继承者爱德华六世,登位时只有九岁,但这位幼君早熟,是一位固执的新教徒。摄政大臣中唯一与他具有血缘关系的他的舅舅赫特福德也是一位新教徒。这就意味着爱德华六世在未来的国家事务中只可能受到新教政治家们的控制,从而才使赫特福德能够顺利地演出了西方罕见的“秘不发丧”的历史剧。
    当然,赫特福德的“秘不发丧”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与他相抗衡。在亨利指定的保守派的遗嘱执行人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未被包括进去。诺福克公爵本来是改革派最危险的敌人,但由于他的儿子作事不谨慎,在他自己的盾牌上把皇家的标志和他自己家族的标志刻在一起,并抱有其父该作护国主的想法而激起亨利的嫉恨,结果父子俩双双被送进伦敦塔,儿子在享利临终前被处死。加丁诺则因为被亨利八世认为是一个除了国王本人其他任何人都驾驭不了的人物而被排除在摄政会议之外。这样在赫特福德面前就没有一个够格的对手能挫败他的计谋。而且更为有利的是,身居枢密院文书(clerk)要职的帕吉特(Paget,由他掌管、宣布国王遗嘱),是一位“柳树式”的人物。此人没有明确的宗教观点,忠于国君而派别色彩不明,处事圆滑,不讲操守,正是赫特福德实现计谋所需的关键人物。于是,在享利八世死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在威斯敏斯特宫国王住屋外的长廊上,赫特福德就通过向这位帕吉特许诺给他好处而取得了他对计谋的支持。两人决定保守几天国王已死的秘密,只公布遗嘱中有利于计谋的部分。因此,直到1547年2月3日大法官瑞奥塞斯莱才在议会中宣布国王驾崩的消息。同时,赫特福德牢牢地控制住了小国王,带着他一同返回伦敦。在返途中,他宣布自己为护国主。此时,保守派中有两位不在国内,布诺尼则在与赫特福德一同去接小国王的途中,被赫特福德说服支持计谋。另一个保守派成员堂斯陶尔(Tunstall)是赫特福德的私人朋友。因此,当1月31日下午,遗嘱执行者们在伦敦会晤时, 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决定什么事情,而是承认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两天后,他们默认了由赫特福德充当护国主的要求。而唯一的反对力量来自大法官瑞奥塞斯莱,但几天后由于他在一次执行公务中的“违法行为”而被剥夺了职权。这样,赫特福德--索默塞特公爵在其推进英国宗教改革的事业中所不得不面对的最危险的对手也从他的道路上被清除出去了。
    历史似乎有意作了这样的安排,使赫特福德这位“国舅爷”违背亨利的遗旨安然登上了护国主的宝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段历史的话,不难发现,正是亨利八世天平的砝码稍稍偏向于改革派,才造成这种改革派处于优势的局面。克伦威尔死后,保守派曾经几次想除掉克兰默,但都由于亨利的出面保护而挽救了这位大主教的性命。在为他的继承者拟定摄政会议的成员名单时,没有加丁诺的名字。当布诺尼提醒亨利是否忘了这个人时,亨利回答说:“我记得他很清楚,只是出于一种善意才略去了他--我自己可以按照我认为好的各种意图去支配他,你们却不能。”[6] 西方权术大师亨利八世这样做自有其“保全身后”的意图。但事实上确实造成了有利于改革派的局面,从而使赫特福德就任护国主的目的得以顺利实现。
    可见在亨利八世天平的背后,是两派你死我活、争权夺利且事关国运的尖锐斗争。只是由于亨利从中进行“公平”的操纵,才使得两边暂时保持平衡的局势。一旦操纵天平的人被抱有派别成见的人取代,天平就会失衡。爱德华六世是新教徒,所以在他统治期间,改革派占上风,使英国的宗教改革得以进入新阶段;玛丽女王则是正统的天主教徒,她在位期间,天主教复辟、新教徒遭到迫害。“如果说经济上的变革有可能引起社会上的不满情绪,那么宗教信条的变化则可以造成社会的分裂。宗教改革造就了天主教与新教双方的殉道者,其中一方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被处死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和枢机主教费希尔,另一方是约翰·福克斯的《英烈传》中所祭奠的、在玛丽统治时期被烧死在火刑场上的拉蒂默、里德利和克兰默”[7]。
    历史的公正在于它的发展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索默塞特的“秘不发丧”是违背了亨利的遗愿的话,那也是时势使然。因为新教的成长确实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英国的宗教改革更向前迈进一步,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不出现索默塞特和他主谋的“秘不发丧”,也必定会出现另一个人以另一种行动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打破旧规、推动历史前进的重任。同时,这一短暂的历史插曲也表明:“秘不发丧”这一类宫廷事变并非仅见于中国史书。这是值得深入考究的问题,本文的主旨在此。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4]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M].朱代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7]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陈叔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六条款法案全文见威廉斯主编。英国历史文献[M ].(C ·G ·William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v)伦敦,1967.
    [10]迭更斯。英国宗教改革[M].(A ·G ·Dickens:The EnglishReformation)Fontana press,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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