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原因探析(3)
台湾文武官员内渡,对反割台军事斗争影响最大的要算台北。唐景崧接到朝廷内渡“谕旨”后,即“令台中官弁以五月初四(公历5 月28日--引者)为断,欲去者听”〔23〕。台北率先内渡者为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杨岐珍于5月30 日即日军在澳底登陆第二天乘“南琛”号内渡,其所部12营自5月26日起开始内渡。杨岐珍及其所部内渡, 致使台北防务空虚,加速了台北的失陷。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24〕所载: 初三日(公历5月26日--引者),福建提督杨岐珍撤兵内渡, 于是前敌兵备益单。基隆防兵仅绍良所部及土勇四营,其东路三貂岭、澳底诸处无兵驻守。 初五日,倭兵轮、运轮二十九艘驶抵台北海面,分泊基隆口外澳底、金包里、沿八里坌、大姑坎,迤逦至沪尾,凡可登陆处,皆有倭轮。 初六日,倭兵轮并力击我金包里(值基隆澳西岸)张声势,作欲登状以缀我(我师驻金包里者六营)而潜结教匪,挖金砂匪从澳底登岸。澳底本驻有岐珍防营,至是撤兵去,易以曾喜照(张兆连部分统)。喜照新募土勇两营,成军甫三日,遇敌不战溃。 显然,日军之所以能轻易地在澳底登陆,并很快占领基隆,其原因就在于杨岐珍及其所部率先内渡。 对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影响最大的要推唐景崧。5月23日, 台湾绅民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唐不得已而任之。5月25日,唐景崧上奏清廷称:“四月二十六日奉电旨, 臣景崧钦遵开缺,应即起程入京陛见。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25〕唐在奏折中“惟臣先行,民断不容”、“臣再相机自处”云云,表明唐是不得已而权宜充任“总统”,随时准备“内渡”。6月3日,日军进犯基隆,唐景崧在混乱中携巡抚印奔沪尾,遂于6日化装乘德国船逃回厦门。 唐景崧在日军进攻基隆之际逃亡的直接后果是:一,顿时造成城中一片大乱,“城中散勇游匪沿途劫掠,藩库犹存银二十四万,劫夺互斗,库中积尸四百余”,占领这座城市的日军“不过八十名”〔26〕,唐景崧潜行被“日兵知觉,遂进台北如入无人之境”〔27〕。二,使一些爱国士绅失去了反割台斗争胜利的信心。这里,丘逢甲是一个典型。丘逢甲是台湾爱国士绅的代表,在清廷割台之际,他三次刺血上书,“拒倭守土”;他首创“台湾民主国”,推唐为“总统”,起草“台湾民主国”有关章程、宣言和临时宪法,出任“台湾民主国”的“义军统领”。当丘逢甲得悉唐景崧逃亡之时,他悲痛欲极,哭曰:“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28〕唐景崧既逃,丘逢甲深感无力收拾败局,便孤身遁避乡间,不久,被迫离开台湾退回大陆。临行时,他写《辞台诗》中有“孤臣无力可回天”诗句,折射出丘在唐景崧逃亡后已失去反割台斗争胜利信心的心迹。 唐景崧在反割台军事斗争方兴未艾之际逃遁内渡,随之,台中、台南的一批文武官员纷纷内渡。其中,有些是军事要员。在台中,林朝栋先前“以功保道职”,反割台斗争开始时,率劲旅驻台中。基隆失陷后,他慨然曰:“我战而朝廷不我赏,我遁而日本不我仇,我何为乎!”〔29〕唐潜渡后不久,即“弃师潜逃”。台中之失,与林朝栋直接有关。易顺鼎云:“台中之失,由于林朝栋、杨汝翼、邱逢甲之弃师潜逃。汝翼、逢甲皆不应治军旅之人;朝栋则本台中人,世号将家,兵皆佃户,保卫乡里,气力有余,乃以病风偏废,竟行内渡。”〔30〕 台中失守后,署台中府知府黎景嵩、署平安县知县忠满皆相机内渡。在台南,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台湾兵备道陈文騄早在台北失守时即西遁内渡。 毋庸置疑,台湾文武官员纷纷内渡,严重削弱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领导力量,动摇了军心、民心,加速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失败。 说到台湾文武官员内渡,读者会注意到刘永福的内渡。我认为,刘永福的内渡与唐景崧、杨岐珍等官员内渡在性质上有本质的差别。刘永福是在饷械俱绝、“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内渡的。当然,如果刘永福在台南失守后继续留在台湾,与台湾军民一起展开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那就更完美了。不过,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刘永福,他毕竟是个封建社会中成长的农民出身的反侵略斗士。 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失败,就其主要原因来说,如上所述三个方面。倘若在台湾被割让之际,台文武官员与当地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日军至少要花更大的代价才能占领台湾,甚至不能占领台湾,这诚如易顺鼎所云:“若能集兵力,得将才,结民心,通饷运,徼天之幸,未尝不可恢复保全。”〔31〕 当然,这种假设是脱离历史实际的。故,我以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卖国图存,决定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必然要失败。 注释: 〔1〕《清实录·德宗实录》,卷349。 〔2〕〔4〕〔7〕〔10〕〔11〕〔12〕〔19〕〔20〕〔23〕〔24 〕〔26〕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 〔3〕〔25〕俞明震:《台湾八日记》, 《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5〕〔8〕〔21〕〔27〕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6〕袁昶辑:《于湖题襟集》, 《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9〕〔28〕江山渊:《丘逢甲传》, 《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13〕〔29〕洪弃父:《台湾战纪》,《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14〕〔15〕〔17〕〔18〕〔30〕〔31〕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 〔16〕《清实录·德宗实录》,卷367。 〔22〕《清实录·德宗实录》,卷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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