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地把服饰看作是“礼仪”的一部分。同前代一样，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服饰制度，三百余年间，尚文尚质，服饰“或因时王而为之损益”（注：《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服饰的具体制作或有不同，但服制维护上下等级关系和长上尊严的目的未变。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衣冠服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衣服变古”之议，甚者则有“服妖”之责，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
    一、“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遵行。《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载，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有诏说：“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仁宗时张方平上奏曾言：“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为朝服，而卒校胥史，为制一等，其罗縠、绮纨、织文、絺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注：张方平：《车服论》，《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九。）元祐时，文彦博指出：“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其后张耒在《衣冠篇》中也说，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的区别。且言：“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服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注：张耒：《柯山集拾遗》卷九。）成书于北宋末的王得臣《麈史·仪礼》亦言当时“衣冠之制，上下混一”。
    南宋时，服饰的这种变化更趋明显。绍兴四年五月，朝中对衣服“贵贱几无差等”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注：《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赵彦卫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尺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注：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孝宗时，李椿曾上奏说：“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且一衫之费，贫者亦难办。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耻，故虽欲从俭，不可得也。”（注：李椿：《论非命官军兵朝省人不得服紫衫》，《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七。）略同时，梁克家记闽地三十年以前的风俗，“自缙绅而下，土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弱笼衫，富民、胥吏皂衫，贩下户白布襴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而“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原先的“等级”已不再被遵行（注：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岁时·序拜》。）。秦桧子僖尝衣“黄葛衫”，说这是“贵贱所通用”的。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注：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秦小相黄葛衫”条；《朱子语类》卷九一。）
    除了等级差别已“上下混淆”外，各行业原有的服饰区别也已不再严格区分。《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说：“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而《梦梁录》卷一八《民俗》记杭城风俗，谈到上述各行有各行服色之后接着说：“自淳祐（公元1241-1252年）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官府“士庶之服”常常发出某些禁令：一是对服色的限制，如宋初仍唐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紫色仅施于朝服。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李防请禁“近年品官绿袍”下服紫色。端拱二年（公元989年）禁止民间服紫。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有民间冠服等犯制之禁。皇祐七年（公元1055年）禁天下衣黑紫服者，也是因为“士庶浸相效”宫中衣色引起；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十月，禁天下衣“墨紫”等。二是禁止以金银或珠玉等奢侈品装饰器服，如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禁非命妇之家“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之类；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禁“金翠为妇人服饰”。三是对某些花样或料质的限制，如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下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等；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采段”等。宋时出现的印花丝织品，称“缬帛”；加入金钱编织的丝织品，称“销金”，民间多有生产和服用，政府也是屡禁不止（注：《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参朱瑞熙《宋代社会风尚概述》，《抚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
    禁令的颁布表明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所谓服制并未被完全遵行，故而朝中官员常有对服饰“逾僭”、“非礼”一类的指责。从以下一些服饰的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
    上古贵族男子成年要行冠礼，认为它是“礼之始”。民间冠礼，或叫上头，虽然宋代仍保留有“上头”的习俗，但所行冠礼大为简单，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蔡襄就说：“冠礼今不复议。”北宋后期王巩说此风废已百年（注：吴自牧：《梦梁录》卷二《清明节》；蔡襄：《蔡忠惠集》卷一七《国论要目疏·明礼》；王巩：《闻见近录》，《说郛》（宛委本）卷五○。）。虽然大儒司马光、朱熹等力倡恢复冠礼，但终未能挽回其衰变之势。妇女成年古代的“及笄之礼”，宋代也已少行。
    头巾传统上为“贱者不冠之服”，陆游说“大抵士大夫无露巾者，所以别庶人也”（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陆游：《家世旧闻》。）。时人多巾上覆帽。以幅布裹头，宋时普遍使用，不独“贱者”了。米芾《西园雅集记》中众名士所用的头巾有仙桃巾、幅巾、团巾、道巾、披巾、唐巾等，种类甚多。
    宋人常用的“幞头”是由头巾发展而来的，唐时，皇帝所用者脚向上曲，用硬脚。宋代幞头有直脚、交脚、朝天、顺风五等，其中直脚（平脚）“贵贱通服”（注：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二“幞头垂脚不垂脚”条；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幞头在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庶人均常戴用。
    “重戴”，《宋史·舆服志五》说：“盖古大裁帽这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服。……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是幞头连着帽者，唐代以来就为士人所尚，后来成为某些官员的帽式。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令两省及尚书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枢密、三司使副则不。又五代以来新进士亦重戴，遂以为俗”（注：《文献通考》卷一一三《王礼八》。）。
    上古士人所穿的“深衣”，前后深长，后世已不流行，但为宋时一些士人欣赏。司马光依《礼记》作深衣自穿，邵雍则说“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九。），对司马光的“复古”行为颇不以为然。朱熹作“深衣之制”：“圆袂方领，曲裾黑缘”，于冠婚、祭礼、宴居、交际时穿服（注：《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庆元朱熹受排挤，被指为“怪服”。
    北宋中期，京师士人以浅青黑色衣蒙于外，称作“凉衫”。《江邻几杂志》说，士大夫着毛衫已受到讥讽，更有甚者的是“近年内臣或班行，制褐袖为凉衫，渐及士大夫，俄而两府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北宋时，士大夫交际常着“帽衫”（衫帽）。南渡初，战事频仍，士大夫多着本为军校服装的“紫衫”，后因有“以戎服临民”之嫌而一度被废。于是士大夫皆以凉衫作为便服，然颜色改为白色，其制与紫衫相类。正是《宋史》所谓“（帽衫）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了，而乾道初指为“纯素可憎，有似凶服”被禁止（注：《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朱熹曾说道：“宣和末，京师士人行道间，犹著衫帽。至渡江戎马中，乃变为白凉衫。绍兴二十年间，士人犹是白凉衫，至后来军兴又变为紫衫，皆戎服也。”（注：《朱子语类》卷九一。）
    “背子”大袖，前襟平行而不缝合，两腋以下开叉，穿着方便。朱熹、陆游均言其先辈时没有所谓“背子”，大体在北宋后期，背子普遍流行起来，皇帝、官吏，商贾、士人等都可穿用。陆游说北宋宰臣“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朱熹说“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程大昌说：“今世好古而存旧者，缝两带缀背子掖下垂而不用盖，放中单之交带也。虽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朱子语类》卷九一；程大昌：《演繁露》卷八。）
    “皂衫纱帽”被视为下人之服。张舜民《画墁录》记其兄服“皂衫纱帽”，被范鼎臣训斥：“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当为白苎襴衫，系里织带也。”“短后衣”亦为非礼之服。赵汝谠年少时，着短后衣会见过访其家的叶适而被斥为“不学”。然而沈括早就说：“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注：《宋史》卷四一三《赵汝谠传》；沈括：《补笔谈》卷一。）并不拘泥一定的礼数。
    在服饰“变古”中，妇女往往比男子表现得更为大胆，更具特色，以其对衣饰的特殊敏感而常常“得风气之先”。
    宋初，妇人头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四。）。既无定制，自然可以花样翻新了，如前所述，朝廷颁布的禁侈令中，有的是专门针对妇女而言的。
    宋初以来“高髻”流行，东京城内有专卖“特髻”的辅作。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朝廷曾令“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注：《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然禁而不止，且愈演愈烈。至仁宗时，宫中所尚之白角冠梳，有至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李廌《师友谈记》说，早时禁中贵妇等“皆白角团冠，前后惟白玉龙簪而已”，白角冠正由此而来。皇祐时，诏“妇人所服冠，高无得过四寸，广无得逾一尺，梳长无得逾四寸，仍无得以角为之”。但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色，又易以象牙、玳瑁矣”（注：《长编》卷一六七皇祐元年十月丁丑；李廌：《师友谈记》，《百川学海》（民国依宋本目次编印本）戊集。）。《麈史·礼仪》也记说，仁宗时妇人“冠服涂饰，增损用舍，盖不可名记”，禁用鹿胎、玳瑁后，有为假玳瑁形者，角长二三尺，登车檐皆须侧首而入；俄又编竹为团，谓之“团冠”；又屈四角，下至于肩，谓之“亸肩”；又以团冠少裁其两边，高其前后，谓之“山口”；又短其角，谓之“短冠”。后来则一用“太妃冠”，以金或以金涂银饰之，或以珠玑缀之。又，仁宗时，朝袍有染紫为黝色者，此乃禁色，士大夫慕而不敢用，而妇女却有以为衫或佩带者。朝廷常禁民间妇人以金珠装缀衣服，又尝禁妇女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等（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宋史》卷六五《舆服志五》。），种类和花色均极丰富。
    袁褧说：“汴京闺阁汝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或者以银丝“屈曲作花枝插髻，后随步辄摇，以增媌媠”，称为“步摇”（注：袁褧：《枫窗小牍》卷上；佚名：《采兰杂志》，分别见《说郛》（宛委本）卷三○、三一。）。
    南宋初周煇谈到，自其孩提时，“见女妇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注：周煇）：《清波杂志》卷八。）。是乃当时妇人服饰多变的真实写照。妇女们追求新颖、美观的装束，其中冠饰特别令人注目。李心传说，中宫常服包括有：真红罗大袖、真红罗长裙、真戏罗霞帔、真红罗背子、黄纱或粉红纱衫子、熟白纱裆裤、白绢衬衣、明黄纱裙子、粉红纱抹胸、真红罗裹肚、粉红纱短衫子等，实与士大夫家无异，故对贾生所谓“娼优被后服”颇生同感（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郛》（商务本）卷四。）。
    南宋末年，农村仍有白色冠流行，毛珝《吾竹小稿·吴门田家十咏》诗云：“田家少妇最风流，白角冠儿皂盖头。”诗中所言“盖头”，是在宋代一些士大夫的提倡下流行起来的一种头饰。司马光《家范》中有妇人出外须“拥蔽其面”的规定，朱熹在福建任上，曾令妇女出门须用花巾兜面，后来称为“文公兜”（注：《福建通志》总卷二一《风俗志·泉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