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条件是什么？目前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段，研究结果缺乏普遍意义，如日本法西斯兴起的条件不一定适用于德国，更不适用于英国法国或瑞士，老法西斯兴起的条件不一定适用于新法西斯。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法西斯的内涵，也能够帮助人们更有效地铲除法西斯得以生长发育的土壤。
    首先，法西斯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失调，陷入危机的产物。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全面进入了垄断阶段，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迅速加快，然而，各资本主义大国的统治集团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内经济运行方面及时调整政策，反而用19世纪的方针路线去应付20世纪的客观需要，在国际事务上以邻为壑，对国内经济活动坚持“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人类社会发生激烈的动荡和冲突，其集中表现，便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1929～1933年特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垄断资本主义以更强的力度排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括使得小生产者加剧分化。中间阶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是一个人数众多但地位极不稳固的阶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封建属性较强的小生产者面临被淘汰的威胁，其他的面临分化的威胁，这种分化使极少数人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大量的只能被抛进无产者的行列。
    战后数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总的说来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时期，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总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现象--经济危机，仍然在周期性地爆发。在诸多经济危机中，对西方社会影响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发生在70年代中期，一次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1966～67年还爆发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结构性经济危机。
    在激烈的动荡与冲突中，中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强烈地要求变革现实社会。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冲击资本主义的主流，此外，社会民主党推行改良主义政策，试图以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而法西斯则要求用一种超乎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种社会制度（“民族社会”）来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法西斯分子的幻想中，这种“民族社会”排除了外来民族成员的竞争，确立起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乃至统治地位，内部则消除阶级冲突和分化，结成“民族共同体”，求得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发展。
    法西斯运动第一阶段的2次浪潮， 其背景是一战结束前后的社会动荡和1929～33年的特大经济危机。统计资料表明，新法西斯组织的兴衰曲线也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紧密相关。1966～67年联邦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期间，极短的时间内，民族民主党在一连串州选举中的得票率从2%上升到7%～15%不等，以后随着经济重新繁荣，其选票又大幅度回落。1969年起意大利陷入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意大利社会运动”随之获得大发展，1973年党员人数达42万，在巴勒莫、那不勒斯、雷焦和卡塔尼亚的地方选举中分别获得15%、20%和23%的选票，在全国大选中获得8.9%的选票，成为全国第四大党。 在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中，联邦德国出现了“希特勒浪潮”，不少人认为：希特勒把德国人民从危机、失业和绝望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并为他们创建了一个可以充分就业、令人充满激情、并在世界上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制度。然而随着西方经济的好转，1976年“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得票数迅速回落到6.1%。 联邦德国民族民主党在全国的得票数则下降到微不足道的0.3%。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经济危机中， “意大利社会运动”重新崛起，在得票13.3%的基础上进入执政的全国联盟；西德新纳粹政党“共和党”在1989年欧洲议会的选举中得票率也达到7%。
    其次，法西斯是民族主义情绪恶性发展的产物。
    曾经发生法西斯泛滥的德、意、日三国，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们走上争霸的舞台时，世界已经瓜分完毕。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往往狂热地宣传民族沙文主义，把全国上下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意识推到顶点。然而一次大战的结果，德国战败，非但争霸世界的迷梦打得粉碎，而且被套上凡尔赛条约的枷锁。意大利和日本尽管跻身战胜国的行列，但是在战后世界安排中没有得到预期份额的赃物。三国在国际范围内成了所谓的Have-nots国家，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情绪恶性发展，它们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建立由自己称霸世界的新格局。这种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法西斯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欧洲其他国家内，民族主义恶性发展有着不同的背景。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整体化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增加。很多犹太人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在新兴的金融业和传统的商业领域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优势地位，这样就强化了欧洲各地早已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从西欧的法国到东欧的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大多具有反犹的特征。此外，在欧洲发展过程中，东欧民族成员纷纷涌向经济发达的中、西欧国家，这些来自东欧国家的工人，原来的生活水平并不高，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报酬，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而引起当地工人的不满和反对。如奥匈帝国产生纳粹运动的背景之一，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捷克工人迁入原德意志人聚居区，降低了德意志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因而激起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另外，一次大战后，东南欧一带的疆界变动比较大，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罗马尼亚获得大片新领土，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扩大成为“塞尔维亚-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其结果，罗马尼亚由于增加了大量的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克罗地亚则因遭受塞尔维亚统治而兴起了“乌斯塔莎”运动。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欧洲社会的民族问题仍在不断产生。大战结束初期，欧洲格局发生重组，移民人数大为增加。五六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人再次涌向西欧发达地区。随着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少数留在民族独立国家内的白人往往招致当地民众的不满，这一状况反过来又激发了英法等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英联邦国家的大量民众进入英国，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固有的就业矛盾。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发生突变，又有大量的移民进入西欧。每当西方世界发生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剧增时，西方国家的排外情绪就会上升，新法西斯分子也会趁机活跃起来。
    其三，在文化上，法西斯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遇到挑战、面临危机的产物。
    20世纪前期，西方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贫富悬殊，世风日下，人的尊严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世界大战造成了空前的浩劫，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大生产使劳动者在体力和精神上都成为机器的附庸与奴隶，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社会、心理和政治生活的紧张状态，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方式被迫发生变化。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折射出来。另一方面，在诸如德国等一些国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舞台。于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界普遍活跃起来。哲学上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对立，文化界表现主义兴起，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领域都有惊人的表现，先锋派文学、无调性音乐、抽象派绘画，层出不穷，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遇到严重的挑战。思想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生活在小城镇的市民，留恋传统的生活方式，强烈要求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禁止形形色色的“蜕化艺术”，大力扶植健康的古典艺术，让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扬。因此，法西斯运动在文化上普遍持保守的态度，向往恬静安逸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主张复古和统一，要求在建立和谐统一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用传统的文化来取代“光怪陆离”的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