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亚及东南亚各国饱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所以造成上述各国经济的发展是畸形和扭曲的，特别是随着二战的全面展开，各国经济惨遭破坏，因此，二战结束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朝鲜半岛的命运则更加悲惨，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本已千疮百孔的经济变得更加雪上加霜。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韩国经济重新崛起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经济的崛起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日韩关系的改善以及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等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韩国经济崛起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关系问题。
    一、美国对韩国经济援助的动力源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很大调整，由过去的先欧后亚演变为欧亚并重。所以韩国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地位大大提高，韩国成为美国在亚洲进行反共的前哨国家。朝鲜战争结束后，大批美军驻留在朝鲜半岛，在美国的支持下，韩国豢养了一支用于反共的庞大军队，美国的大批军援物资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韩国。但是这一时期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多属于军事援助，确切地说，美国对韩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始于20世纪60年代。
    1959年9月15日美国的NSC5913／1号文件明确强调经济援助的杠杆作用，改过去的全面援助为重点援助，强调对工程项目的援助及自由世界之间的项目援助、经济合作，（FRUS.1958-1960,Vol.3,NSC5913/1,September 15,1959,pp.406-409.）这一文件对以后的美国亚洲援助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改变了美国对外援助以军事援助优先的外援策略，标志着美国对亚洲开发援助政策的确立。自此，对亚洲开发援助政策成为美国政府总体开发援助政策形成的先声。但是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未真正推行这一政策，直到肯尼迪上台后通过的1961年《对外援助法》才在法律框架内实现了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的正式分离。
    当然，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也曾经以联合国的名义对韩国进行救济性的经济援助。从1953年到1960年美国对韩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高达17.45亿美元。[1] 救济性的经济援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韩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使韩国的经济出现了某种畸形发展的趋势。据统计，在朝鲜战争后的8年间， 韩国投资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左右，其中海外储蓄占70％以上，国内储蓄不足30％，国内储蓄率低于3％，消费率则高达97％，而经济的增长只有四成，人均GNP由67美元增到82美元（仍在贫困线以下）。[2] 美援代替了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使其沦为依靠救济的消费型经济，出现了“恶性贫困循环”，即“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产量-低收入”。[3] 此外，通货膨胀率高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化及失业增加，使韩国经济问题极其严重。为了使韩国走上经济发展的正轨，1955年8 月美韩双方在华盛顿就韩国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要求韩国政府采取措施“加快经济重建项目的实施，其目的是使韩国尽快实现经济增长和自立”。[4] 不久，韩国提出了耗资25亿美元的经济重建与开发计划，其中10亿美元用于重建，15亿美元用于经济开发。美国驻韩使馆认为，韩国的这一计划似乎是列出了购买货物的清单，不是一个整体战略。[4] 所以50年代后期，美国对韩国无偿的经济援助开始减少，这对韩国的经济开发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美国对韩开发援助政策的正式确立，韩国政府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改革。
    美国对韩国经济援助政策的调整（从无偿援助到有偿的开发援助）是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息息相关，特别是随着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缓和，美国对韩国无偿经济援助的积极性开始明显下降。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短时期内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发生变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再加上古巴革命以及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全球战略开始关注南美洲，所以对韩国经济援助政策发生调整也就不难理解。
    二、美国对韩国的经济开发援助与韩国经济的崛起
    在现当代国际关系中，对外援助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与作用。一方面，它与投资和贸易一起构成国际经济关系的三大领域；另一方面，它又作为执行外交政策的工具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比肩并立，构成国际政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顺应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总体调整，在对韩援助政策方面，美国重点强调两点：鼓励韩国政府制订和执行与美国政策一致的经济开发计划；促使韩国与日本政府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5] 日韩关系正常化后，日本政府共计向韩国提供3亿美元赠与援助、2亿美元政府贷款以及3亿美元商业贷款。[6] 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国赠与援助逐步走向终结，日本通过亚洲开发银行向韩国提供的大量开发贷款，对韩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展开和70年代韩国经济实现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这也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寻求日本帮助分担对亚洲盟国提供援助责任政策努力的巨大成功。
    1962年4月，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新的对韩政策文件， 进一步突出强调“要保持韩国作为我们的资产（asset），需要韩国继续取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实现韩国人民渴望的个人与国家安全、人权与尊严；如果可能，最终实现国家统一。为实现这一目标，自由世界--尤其是美国，必须向韩国提供其需要的大量援助，促进其经济增长，保持充足的消费水平，支持韩国军事机构；必须影响韩国政府有效率地上作，在物质和精神两方而满足人们的需要，使韩国经济最终实现自给自足。”[4] 随着“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SCNR）内部权力争夺日益激烈，朴正熙在政治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排斥异己；在经济方面，为顺应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在事先未通知美国顾问的情况下进行货币改革，对资本所有者和富裕阶层征收重税，对商业发展造成沉重打击。（FRUS，1961-1963,Vol.XXII，Document 268）韩国局势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1962年以来韩国通货膨胀形势越来越严重，整个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税收和出口等活动全部停止，物价飞涨，外汇储备下降。（FRUS,1961-1963,Vol.XXII,Document 302）再加上印度对美国经济援助需求的不断增加，美国政府照会韩国，削减援助的数额。
    作为履行自己对韩援助承诺的具体举措，1966年8月， 约翰逊政府向韩国重建银行（KRH）提供了1200万美元贷款，以使之有能力扩大对中型工业企业的资助。（FRUS,1964-1968,Vol.XXIX,Cocument 89）也就是说，整个60年代， 美国政府有序地削减了对韩经济援助的规模，其中赠与援助的数额逐步减少，直到最终停止，与此同时开发援助逐步成为对韩经济援助的主流。在美国的受援国中，韩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获得的绝大部分美援都是以赠与而非借贷方式提供的。1959年之前，美国没有向韩国提供任何贷款，此后则开始通过开发贷款基金渠道提供。但直到60年代末，通过开发贷款基金向韩国提供的资金总额只有130万美元， 还不到其它年份美国对韩援助总额的1％。事实上，直到1965年，美国才正式把长期贷款作为继续向韩国提供支持的一种手段。[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