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受田年龄，规定“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于十五岁以下一半”。《制度》还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至于人民“所有婚聚弥月喜（丧）事，具用国库，不得多用一钱。”由此可见，农民分到的田，只是使用权，而所有权则归天王的国家所有。
    《制度》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二母鸡、二母彘（猪），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6〕可见， 《制度》要建立的仍然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小生产自然经济。《制度》没有提到商业，是很自然的事。
    总之，《制度》在土地问题的基本精神是：试图在小生产基础上，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由天王所代表的太平天国国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平均分配，以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目的。这是《原道醒世训》中“大同”思想的深化与发展，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设计，集中表达了千百年来贫苦农民追求消灭私有、压迫、剥削，创建一个天下为“公”、“共同富裕”的“太平”世界的理想。马克思把这种消灭“私有制”的思想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也把洪秀全的“均产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
    把反清与反孔结合起来，是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在天京，太平天国掀起了一个“敢将孔孟横称妖，经世文章尽日烧”的排儒高潮。洪秀全试图从制度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他这种把“奉天讨胡”的政治革命与反孔的文化革命同时并举的做法，尽管有严重的局限性，但在近代社会变迁的模式上具有先驱意义，开创了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力求把两者融合起来的新途径。这个问题，我写了《洪秀全与中国传统文化》、《洪秀全反孔的再评介》等文，不再赘述。这里只想补充一点，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儒术更为应手。
    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则是顺应时代的需要，提出独立、平等、友好的对外交往原则。
    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曾说：“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产业而不得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拜同一天父，共崇敬同一之天兄世界救世主之真道。”〔7〕这是主张国与国、 民族与民族之间应当平等友好交往，不得侵害别人所有，干涉他国内政。这具有一定的反对外国侵略意义。
    当1853-1854年英、法、美第一批公使访问天京时，北王韦昌辉根据上述平等友好交往的原则，在回答英国公使文翰时说：“吾等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8 〕虽然洪秀全尚有自诩为“天下万国真主”的大国主义思想，也不能掩盖他对外平等友好的开放立场。对于这一点，甚至连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承认：“广西革命军人对外国态度是友好的。”这与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形成显明的对照。
    洪秀全要创建的太平天国，是千百年来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没有压迫、剥削，国与国、人与人、男与女平等的理想国家。正是这一理想，汇集了广大贫苦农民，并成为他们反清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经过北伐，特别是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胜利，于1856年5月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安徽、江西、 江苏广大地区，把太平天国事业推向全盛时期。
    三、洪秀全学习西方的反侵略思想
    1856年太平天国进入全盛时期，“开创新朝”事业大有希望的时候，革命最高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亲痛仇快的内讧悲剧。这次内讧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开始，中经韦昌辉滥杀无辜，到1857年石达开率精锐出走结束，历时近一年。内讧造成严重的恶果：一是这次“天京王杀王”的悲剧，使首义诸王或死或走，只留下天王孤家寡人一人外，前期领导核心全被破坏，“自坏长城”；二是清军乘机攻占武昌、九江、镇江等长江中下游战略要地，到1858年清朝重建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三是更为严重的损失是“人心散乱”，广大将士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当时太平军内部有首民谣云：“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依旧让咸丰。”因此，当时曾国藩曾说：“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太平天国面临着由盛转衰的严重危机。
    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有象曾国藩预期的那样被镇压，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客观上一是当时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不可能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仍处于高潮，分散了对天国的压力。主观上是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重建领导核心，“振作同心”，艰苦奋战，于1858年继三河大捷之后，又取得二破江北大营的胜利，使太平天国得以“稍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