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个中心论”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它是建立在保守的、狭隘的民族偏见上的思维方式，即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批判“德国中心论”时指出，“德国中心论”是建立在“凌驾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他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事件是历史的”。[14] 把“德国中心论”推广为“普遍主义”是以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14] 马克思还在反对“一个中心论”、论述世界多样性时特别说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一把打开所有民族资本主义起源道路的万能钥匙，即使极为相似的事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不同的结果。他特意告诫，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5]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明，即使是极为相似的事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把一个或几个民族发展道路上升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视之为其他民族的发展过程必须遵循的范式，夸大为一把万能钥匙，有悖于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
    “欧洲中心论”又是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用这种思维定势去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的历史既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且是极为有害的。在战后初期，东南亚有些国家曾试图按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进行现代化建设，但都因不适合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文化传统，遭到了挫折，这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反对“欧洲中心论”，不是否定欧洲在近代以来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反对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反对以这种思维定势来否定世界的多样性，反对以“欧美中心论”来宣扬种族优越论。我们反对用似乎是永恒的“一个中心观”去考察人类的历史，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确实存在不同的发展中心，而且不同时期的“中心”，对那个时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主导作用。因此，我们运用全球史观研究世界史时，应注重对“中心”的研究，特别是要注重研究“中心”对整个世界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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