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学中源”，这是洋务派中西文化观的内容之一，也是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相容、互补的最简便的方法。顽固派屡屡用西方学理技艺均系剽中国古学之绪余为由贬斥西学，洋务派则反其道而用之，用“西学中源”论证明西学之可用。这里使用的逻辑至为明快：西学既然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来传到西方去的，可见西学本来就是中学，可见西学不是异端，不是什么与华夏文明异类的夷狄之学。从而也就可以说，学西学无非就是“礼失求诸野”，找回自己祖宗所创而后来丢失了的文化遗产，说到底，学西学其实也就等于学中学，“师事夷人”其实乃是继承祖宗事业的一种途径。如此一来，所谓“严夷夏之防”的禁忌，所谓“用夷变夏”的罪名，统统不攻自破；提倡西学也因此显得理直而气壮了。“西学中源”论，因其逻辑简捷有力，加以适应文明古国的中国国人的心理，所以早在明代徐光启、李之藻提倡西学时，已屡屡引以为据。基于同样的考虑，在晚清条件下，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与守旧派的论战中，就又常常把“西学中源”论搬出来，为提倡西学、推行洋务运动振声壮气。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为了论证派人去西方学习机器制造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时，写过一篇绝妙的文章：“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于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中国亦务求实用，焉往不学？学成而彼将何所用其骄？是故求遗珠不得不就赤水，寻滥觞不得不度昆仑。后之论者，必以和仲为宅西之鼻祖，《考工》为《周礼》之外篇，较夫入海三千人采黄金不死之药，流沙四万里繙青莲般若之文，岂可同日语耶？事虽创闻，实无遗议。”（注：《海防档·机器局（一）》，第14页。）在这里，“四元”一说，自属无稽之谈，用以证明西方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更是自欺之词。但应当承认，李鸿章之借助“西学中源”论，显而易见是为着论证中国向西方学习科技，具有无可指责的合情合理性质。后来奕也是搬出李鸿章的这一套，用以抵挡倭仁等借“师事夷人”罪名所做的攻击。洋务派援引“西学中源”说，虽多牵强附会，但是对于洋务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倡西学来说，显然大有用处，不但可以用来堵住守旧派咒詈之口，而且可以借此提高自信。李鸿章凭着这套不很严谨的“西学中源”论，坦然宣称派人出洋学习西学，“事虽创闻，实无遗议”，并且理直气壮地发出质问：“焉往不学？”
    “西学中源”论为洋务派“采西学”之议起了摆脱指责、争取同情的作用，同时又具有反击守旧派排拒西学言论的论辩功能。在与守旧派的争论中，“西学中源”论成为洋务派手中一种颇为犀利的武器。王韬旅欧归来后，主张中国应“尽用泰西之所长”，变古通今，实行变法，可是这位相当彻底的西化论者，却认为“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在他看来，中国“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他一一举出数学、乐器、船舰、指南车、霹雳炮、测天仪器、语言文学诸端，说这些都是“由东而西，渐被而然”的（注：王韬《园文录》卷1，第3-14页。）。出使欧洲四国的薛福成在日记中依旧相信西学源于中国：“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注：《薛福成选集》第581-582页。）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也以“西学中源”论力证西学乃过去中国古文化西传所成，他说中国今日学西学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西学不但可以学，而且必须学；学西学不是耻辱，不学西学反而是耻辱--是对“中国本有之学”的大不敬（注：《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5页。）。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中， 把用“西学中源”论申斥守旧言论的论证方法，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按照他的严密的逻辑推论，西学是有效的致富手段，不学不行；西学本是中国“古之实学”的光扬光大，不能看成是“他人之学”；所以学它不可耻，不学它反而是数典忘祖。
    洋务派所阐发的“西学中源”思想，在反击守旧派对洋务运动的辩难中起了积极作用，引起了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的广泛赞同，从而大大减缓了洋务运动的阻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不仅如此，“西学中源”论还折射出文化交流问题中几个颇有价值、颇具规律性的认识：
    首先，“西学中源”思想揭示了文化发展史乃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不管洋务派思想家的具体例证是否经得起推敲，毕竟可以从“西学中源”论中看到一种确定无疑的文化史实，这就是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一个相互交流的、不断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文化流传到西方去，西方的文化流传到中国来，这是一个无法阻挡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其次，“西学中源”思想揭示了具有不同特性的民族文化或地区文化之间，是可以而且必然互相汲取乃至融合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自古就不是绝对排斥的极端对立物，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综合体；不过，各自的传统力量强大，各自的创造精神旺盛，所以各自仍然保持着和创造着浓厚的文化特性。文化交流既然是文化发展的常规，中国的古文化既然流传到西方而为西方所接受并发展成为新型的西方文化，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西方文化再流传到中国，为中国所接受并发展为新型的中国文化，无疑就是顺乎潮流合乎人情的事了。郑观应在议论了一番“西学中源”之后，曾经满怀信心地预测过中国文化融化的趋势。他指出：“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浸衰，而折入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注：《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3 页。）这种议论，固然仍以孔孟为指归，可是把中西文化的融合看作完美无缺之理想，其意向是十分明确的。
    再次，“西学中源”思想揭示了文化交流的主导倾向，是先进的文化向落后的文化传播。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是谁先进谁的来势就猛，流量就大，就越有向外传播的力度，或者说，对落后的一方就越具吸引力。“西学中源”思想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证明了不分国界和民族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遗产、一切先进成果，乃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得以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洋务派思想家所阐发的“西学中源”思想，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局限性与片面性也是毋庸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