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异说现象意义的分析
    但是，关于此疏作者毕竟出现了诸多异说，这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剖析，可以说明鸦片战争时期思想文化界的许多有意义的现象。
    首先，说明清代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出现的乾嘉考据学之盛至道光时期已渐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经世致用学派。那时稍有眼光和抱负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是社会实际问题，他们针砭时弊，力主改革，对于祸国殃民的鸦片切齿痛恨，都在想办法禁绝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一奏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代表作，它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所以它一旦出笼，不但在朝野引起极大震动；而且许多人都有同感，有相同的认识，故后人将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附会说成是此疏的起草者，说明当时经世致用思潮已蔚然兴起。
    其次，无论是吴嘉宾、张际亮还是倪印垣、江开，抑或是温训，毫无疑问都是当时力主严禁鸦片的有识之士。比如吴嘉宾就是一位和林则徐、黄爵滋等有深厚交谊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在鸦片战争时期力主加强海防，抵抗侵略，禁绝鸦片。张际亮也是一位积极拥护严禁鸦片和抵抗侵略的爱国者，他对直言敢谏、负拯时救世抱负的黄爵滋推崇备至，曾称赞说：“阁下存仁心，怀长才，正宜外任方面，使闾阎受无疆之福，而久任京秩，则非弟意中所愿望也。”（注：张际亮：《答黄树斋鸿胪书》，《张亨甫全集》卷3。）对黄爵滋久囿京官闲职， 未能获任封疆大吏造福一方，感到遗憾。林则徐《哭张亨甫》挽诗，也证明张际亮确实是以禁绝鸦片为职志的。这也说明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已成为近代第一批先进中国人的共同事业。
    再次，说明黄爵滋是善于集思广益的人，其禁烟疏是在总结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禁烟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但可以视为当时严禁论者的代表作，甚至可以说成是严禁论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正如林则徐所说：“论死之说，私相拟议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也就是说同黄爵滋持相同主张的人很多，他们或者与人一起进行过类似的议论，或者写有相同观点的文章进行论述，黄爵滋肯定会听取并参考他们的意见，吸收他们的主张，成此一篇雄文，说明黄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于黄爵滋这种“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遍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注：赵尔巽主纂：《清史稿》卷378， 《黄爵滋传》。）的豪放之士来说，他不但朋友很多，而且也不会在朋友面前隐瞒自己的观点，李星沅即有“树师（指黄爵滋）门墙太广”（注：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6月版，第113页。）的说法。根据黄爵滋的性格和为人特点，他主动征求他人意见是完全可能的；因而，吴嘉宾、张际亮等人参与起草、讨论不是不可能的。丁晏的记述中即有黄爵滋出示其疏稿时，“座客皆交口赞之，余独嘿无一言”之语。向他人主动出示疏稿，意在征求他人意见，就连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丁晏也不回避，黄爵滋豪爽的性格可见一斑；而对于和自己志趣相投的吴嘉宾、张际亮等人则更是毫无顾忌，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研究问题，其中涉及对鸦片问题的讨论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他们都是主张严禁鸦片的有识之士，黄爵滋肯定也应该吸收他们的某些意见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禁烟思想。
    最后，作者异说说明黄爵滋确实是“遇事锋发，无所回避”（注：赵尔巽主纂：《清史稿》卷378，《黄爵滋传》。 ）的有胆有识之士。《清史列传·黄爵滋传》中记载黄爵滋被擢用为鸿胪寺卿时道光帝对他的评价：“科道中黄爵滋等平日遇事敢言，是以擢用京卿，风励言官，即是广开忠谏之路，嗣后务当摒除私见，力矢公忠，随时进言，以资采纳。”既然那么多人都持有“吸食者罪以死论”的严厉禁烟主张，却未上奏，只有黄爵滋毅然上奏，这就足以说明黄爵滋确实是一位忧国忧民、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言人所不敢言的直言敢谏之士，是一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