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取得了新疆合法统治者的地位，但他却仍处于马仲英、张培元、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土）等强大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为击败对手，盛于1933年10月派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新疆航空队队长姚雄赴莫斯科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12月，斯大林调驻塔什干外交特派员阿布列索夫为苏联驻迪化（即今乌鲁木齐）总领事，偕陈、姚来迪与盛世才直接谈判（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8页。）。斯大林给阿布列索夫的指示是：“告诉督办， 苏俄的政策就是给他支持与援助，使他能够镇压内部的一切纠纷和混乱”（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7页。）。阿布列索夫到迪化后， 盛与之立即达成秘密协议。目前，笔者还没有搜集到有关该协定的原始文件，但各种资料显示，其主要内容如下：
    苏联售盛300万卢布的军火，包括30架飞机及飞行员、机关枪、 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用品，苏联装编“阿尔泰归化军”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剿灭马仲英、张培元等反盛势力，平乱后该军立即撤回（注：盛世才：《十年回忆录》，载（台北）《自立晚报》1953年1月12日。）。 盛世才则表示在将来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时可以实行共产主义（注：盛世才：《十年回忆录》，载（台北）《自立晚报》1953年1月12日。）， 新疆对外重大事件商诸于苏联领事或征求其同意，重要官员之进退须征求苏联领事的意见或经其考查（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7页。）。盛世才答应给苏联在新疆开采石油金矿的让与权以及由朱古察克筑一条铁路到迪化的权利（注：大卫·达林：《苏联与远东》，转引自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8页。 ）。苏联同意盛世才手下的白俄归化军不必解散，仅加以清除，并由苏联代表所同意的军官担任指挥（注：大卫·达林：《苏联与远东》，转引自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8 页。）。
    该协定的达成标志盛苏同盟的形成。苏联给盛世才以武器援助并直接出兵帮助盛世才击败对手、平定内乱，以军事手段支持并间接控制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是盛苏军事同盟的核心；盛世才对新疆社会发展方向的许诺以及苏联对新疆内政外交大权的控制奠定了盛苏政治同盟的基本准则；苏联在新疆享有的单方面经济权益决定了盛苏经济合作关系的特点。
    盛苏秘密协定达成后，苏联即派“阿尔泰归化军”（实为苏联红军）分兵两路进入新疆，到1934年7月，先后消灭了张培元、东土、 马仲英等反盛势力的主力，并迫使其残余势力与盛和解。这样，在苏联的援助下，盛世才击败了对手，稳固了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二
    盛世才主动同苏结盟，是盛为巩固自己在新疆统治地位的需要。
    盛世才上台之初面临的严峻军事形势迫使他谋求外力援助，以击败对手，稳定自己的统治。
    盛世才上台后，迪化形势岌岌可危，他虽于1933年6 月间在紫泥泉战役中侥幸击退马仲英，暂时解除了迪化城围，但其统治区仍处于马仲英势力包围之中。在迪化城东南面，“由镇西（即巴里坤）、哈密，以迄鄯善、吐鲁番一直到焉耆一片广大而出产丰富的地区”，均为马仲英占据；“北疆由镇西向西北沿外蒙边缘到阿尔泰南部是马仲英的势力范围”；在迪化城南面，“马世明（马仲英部属）的势力已越达坂城到柴窝堡距迪不到百余里，有时达芨芨槽距迪化不过四十里”（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1 页。）。西面伊犁又为张培元所把持，而张氏与盛向来不和，1933年9 月，张、马达成共同夹击迪化的协议，拟马、张南北分治。这样马、张等反盛势力对迪化已构成四面合围之势。从军事实力上看，盛部15 000人，马部万余，张部6 000人， 盛与张马实力大致相等（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1页。 ）。因此，盛世才在回忆录《牧边琐忆》中也认为“以声势论，是张马为优，以实力论，则双方相等”（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4页。）。但盛部中5 000余东北军不愿卷入内战，对与张马的作战表现消极，盛对2 000 名归化军（金、盛时期招募的俄国十月革命后滞留新疆的白俄军）的态度也有疑惧（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 年初版， 第564页。），还担心张培元拉走金树仁旧部（注：陈沣：《张培元、 马仲英联合反盛失败经过》载《新疆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再者，盛防区狭小， “仅东至奇台（即古城）、西到塔城”，且“盛防区存粮不足一、二月之用”，而张马不仅对盛统治区构成合围之势，且其防区“出产富庶，补充给养毫无恐慌之虞”（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1页。）。因而，从军事实力对比看， 盛也处于明显不利位置。1933年8月，马部向迪化推进，重构对迪化的包围之势， 彭昭贤（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党务指导员）在《政海浮沉话当年》中回忆：“迪化城围两个多月，马仲英的围城部队既没有攻进城来的力量，盛世才的守城部队也无力对马部实行反攻，可是日子拖延久了，城内的粮食首先发生了问题……假如这样僵持下去，迪化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迟早将落在马仲英之手。”（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4页。）因此， 盛世才欲挽救危局，势必要争取外援。
    向谁求援呢？争取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自然是盛世才的最理想选择，但如盛世才在他与美国学者惠廷合著的《新疆：是枢纽还是抵押品》一书中所言，“当时中央政府正应付共匪的叛乱，同时应付日本军阀的侵略，欲从南京方面获得帮助亦不大可能”（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8页。）。而且， 南京对盛并不信任，并试图借马张牵制盛世才控制新疆，这与盛独霸新疆、排斥南京势力入疆的企图发生了根本冲突，结果盛与南京中央政府的矛盾愈来愈深，使盛更加担心南京会“乘人之危”，而不敢向南京求援（注：盛上台后，南京对盛的督办之职迟迟不予任命，汪精卫公开提出外交军事统一于中央等任命条件，并派黄慕松入新，试图以废除督办制为名削弱盛的权力，盛则发动“二次政变”，捕杀黄的党羽并软禁了黄，南京被迫任命盛为新疆督办。但不久，南京又派罗文干入新“监誓”盛就职，敦促盛与张、马议和，改组省政府，试图借张、马牵制盛，盛强行通过与张、马再战决议，逼走罗文干，盛与南京矛盾急剧恶化。）。这样，在争取南京政府帮助客观上不大可能、主观上又不情愿的情况下，盛世才把目标转向了争取外国势力的援助上，而当时对新疆局势有影响力只有英国、日本和苏联。从英国方面看，新疆与英国本土相距遥远，英国主要是通过印度对新疆施加影响。而新疆与印度交通极为不便，新印间仅有三条山道，均须翻越昆仑山脉，且常年大雪封山，每年只有三、四个月可以通行（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84-685 、549页。）。 新英相距遥远及新印交通阻塞使盛世才认识到从英国方面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支持，盛之前任金树仁为镇压哈密民变和马仲英骚扰曾向英国洽购过为数不多的军火，可因交通不便事经一年多这批军火还未运完即是前车之鉴。而且此时南疆已为东土和马仲英控制，经过南疆从英印获得援助更加困难。况且，当时英国已支持东土伪政权与盛为敌，盛再向英国求援已不大可能。盛世才曾留学日本，表面上看来他有转向日本的可能。但日本在新疆的影响仅局限于在东京宣传鼓动新疆分裂祖国，在新疆谈不上有什么实力，而盛与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联系通道也为马仲英、西北马家军、外蒙重重拦阻，当时又有日本支持马仲英之说，盛东北军人的出身也难获日本人的信任，况且在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与日本勾结也非明智之举，因此寻求日本支持对盛来说并不实际。因而在难以从南京政府、英国和日本得到有力支持的背景下，盛世才只有向苏联求援。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促使盛世才坚定向苏联求援的想法：
    （一）苏联对新疆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30年代初期新疆社会的动乱引起了苏联的严重关注并对新疆局势进行积极干预：早在1931年苏联即与金树仁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给金以军火援助；1938年又允许一支东北抗日军转道苏联进入新疆以帮助金树仁加强迪化城防（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84-685、549页。）；此间，苏联对哈密民变首领和加尼牙孜也提供过武器援助（注：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142页；尧乐博士：《拒受斯大林回王国玺》，载《传记文学》（台北）第13卷第4期，第75 -76页。）。苏联的这些举动表明它决不愿置身于新疆事态发展之外。这样，由于苏联对新疆政局的干预，加之苏联与新疆便利的地理交通以及苏联本身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苏联实际上已成为决定新疆政局发展态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这些都使盛世才确信：如能获得苏联的支持，他无疑将取得新疆军事政治斗争的胜利。况且，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在历史上形成传统的密切联系，金树仁统治时期（1928-1933年）新疆经济就已形成了对苏贸易的严重依赖，从长远来看盛世才要维护自己在新疆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也需要与苏联搞好关系。
    （二）盛世才对手向苏联的求援活动。当时，马仲英、和加尼牙孜也认识到苏联对新疆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并试图利用苏联的帮助来达到他们夺取新疆政权的目的。马仲英认为“新疆……与苏联几千里国境毗连，只有与苏联搞好关系才有最现实的意义”，也希望从苏联“获得国际间的援助，支持他在新疆的统治”（注：杨清波：《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4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10页。），并派陕北人惠大山前往阿山和苏联领事馆联络，只是因“谣传马有亲日嫌疑所以未成事实”（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十一，载《传记文学》21卷第4期，第90 页。）。东土成立后，伪总统和加尼牙孜也“决定派外交部长向苏联换取武器……并派人……到苏俄交涉承认”（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十，载《传记文学》21卷第2期，第94页。）。可见，马仲英、 东土也希望借助苏联的支持推翻盛在新疆的统治取而代之。这更促使盛世才尽快转向苏联求援，以免自己在与对手争取外援的斗争中陷于被动。
    （三）在争取苏联援助上，盛相对于他的对手有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这使盛自信能获得苏联的支持，因而更倾向于求助苏联。
    其一，作为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的新疆省政府的当权者，盛在对苏关系中居于有利地位。盛可以以新疆新政府的名义继承前政府与苏联的条约关系，要求莫斯科运送其前任金树仁暗地向苏联洽购的军火。而马仲英、东土在争取外援方面则明显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因为对新疆省合法政府的反叛者马仲英的支持意味着鼓动新疆内乱，对东土伪政府的支持则意味着分裂新疆分裂中华民国，这势必给苏联与南京的关系带来极大的麻烦。马仲英、东土的这种不利地位使他们难以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持。
    其二，在个人政治背景上，盛世才相对于其对手也处于容易获得苏援的有利地位。盛世才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接近，使人容易相信他属于亲苏派。相反，马仲英因雇佣日本间谍大西忠，被认为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东土则受英国支持。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盛世才与英日帝国主义代理人马仲英、东土相比更易获得苏联的支持。
    盛世才的这些有利条件使他很快与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盛入新后就经常与苏联领事馆秘密联系，1933年9月7日盛宣誓就任督办时，苏联领事馆出席人员包括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在内竟有89人之多（注：盛与苏联领事馆的接触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七、八、九均有记载，详见《传记文学》第20卷第4、6期之第66、85页，第21卷第1期第78 页。）。盛与苏联领事馆的密切关系为他后来争取苏联援助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在盛世才看来，他要击败马仲英、张培元、东土等敌手，挽救危局，只有向苏联请求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