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唐时期，发生在中国佛教史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件大事，是惠能的宗教革新。这个宗教革新，不仅导致禅宗在佛教界主流地位的确立，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奠定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惠能的宗教革新，有个历史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逐渐过渡。
    唐朝自高宗、武周后，均田制日趋破坏。官僚豪势的大土地所有制不断膨胀，而庶族地主和小土地所有制也日益发展。国家直接掌管的户口大批流失，“客户”却越来越多。租庸调无法继续贯彻，于是有了“两税法”的出现。所谓，“两税法”，就是国家按照支出的需要定出征税的数额；按照居民的资产、田亩的多少定出应纳国税的数额。两税法的推行，表明国家对均田制的废止和对私人占有土地的广泛承认。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重要标志。
    中唐时期，有个社会现象值得关注，这就是庶族地主的力量蓬勃发展。“庶族地主”是跟身份性世族地主相对而言的。身份性世族地主的特点是“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庶族地主则是在此之外，他们并不是衣冠世家，社会地位较为低下，所以又被称为“寒门”。庶族地主以中小地主为主体。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庶族地主一直是世家大族排挤、打击以至吞食的对象。
    庶族地主是从唐朝初年开始发展壮大的。作为一个转捩点，到武则天掌权时，这一阶层的力量发展到新高峰。武则天本人就是出身于庶族商人家庭。武则天把新兴庶族地主作为自己政权的社会基础。她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也明显地反映了庶族地主的多方面要求。张鹜《朝野佥载》说：“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黩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张鹜的说法有无夸大之处，于此不论。但披露武周千方百计扶植搜罗庶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使他们蔚为气候，这大概是事实。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动，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来。武周时期，经学领域成长起一批反映庶族地主要求的经学家，并且开展了一场旨在与传统经学立异的新经学运动。王元感、元行冲、啖助、赵匡、陆淳、刘知几等人，就是当时新经学运动的发起人和推波助澜者。王元感所著《尚书纠缪》、《春秋振滞》、《礼记绳愆》，其矛头所向，直指孔颖达主撰而由朝延诏可颁行的《五经正义》。元行冲所著《释疑》，主要是释《礼》学之疑，也就是对传统《礼》学提出挑战。啖助、赵匡、陆淳所著《春秋集传》、《统例》、《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敢于冲破传统经学的束缚，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刘知几的《史通》，既是史学著作，又是经学著作，其中《疑古》、《惑经》等篇，本乎实事求是的精神，大破腐儒旧说，在经学研究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二）
    侯外庐指出：“禅宗‘南宗’的代兴，和庶族地主力量上升显然是有关联的”。又说：“禅宗在中唐的兴起是和统治阶级利用庶族地主有关联的”。还说：禅宗的崛起，“最初具有较鲜明的庶族色彩。”（《中国思想通史》）这种在庶族地主的代兴中找寻禅宗崛起的社会基础的观点，无疑很具启发性。
    据载，惠能出身于寒门，而且是寒门中的下层。《坛经》载惠能自述：“惠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为岭]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早亡，老母孤遗，移来海国，艰辛贫苦，于市卖柴”。同书又载他跟弘忍对话：“弘忍和尚问惠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法作佛。’大师遂责惠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xie獠，苦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xie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这些材料出自《坛经》，出自惠能自述，应当可信。它说明，惠能确实出身于中唐社会的下层；也说明，惠能在出家前已有很高的悟性。
    判定一种思想的阶层属性，搞清思想家本人社会出身和社会地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思想观点，本质上反映了那个阶级和阶层的需要和要求。评判惠能的宗教理论和宗教革新，自然也应当如此。
    综观惠能宗教革新，“新”在那里？我们认为，新就新在世俗色彩非常浓烈。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强调人本主义。《坛经》说：“菩提般若之性，世人本自有之。”又说：“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又说：“一切般若知，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还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诸如此类的理论，其实就是人本论。传统的佛教，一向宣传佛本论，惠能却宣传人本论。人本论就是强调以活生生的人为本体，就是强调发挥人类自身的能动作用。人本论的着眼点在于把信徒导向“自救自度”的领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人本主义是历久不衰的重要课题。孔子的“仁”学其实就是“人”学。人学的本质从某种角度说就是强调人为万物之灵。惠能佛理中的人本主义是不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呢？答案应是肯定的。此外，庶族地主在自身发展壮大中，也反复意识到自我奋斗的份量，这也正是促进人本主义生长的重要社会温床。
    第二，强调入世主义。过去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是入世的，而宗教思想则是出世的。我们不作如是观。我们认为儒家思想主要是入世的，但也有出世的成份。佛教教义主要是出世的，但也内涵入世的构成。我们这里只谈佛教。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不断跟儒家思想相碰撞。因为碰撞，也就会出现吸收、扬弃和孕育新的文化形态的问题。佛教和佛学在自身发展中不断援儒入佛。儒家思想重入世，佛家教义也就不得不面对入世。于是，佛家教义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已有了入世的色彩。惠能的宗教革新，则继承、发展和强化了这一色彩。惠能提出了“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的重要命题。什么意思呢？元朝宗宝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里，惠能和他的继承者们，把“世间”与“出世”相对而言，并着重指出，佛法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如果离开人间寻觅菩提佛法，那是荒唐的、可笑的、最终而不可得的。众所周知，传统的佛教和佛学，以出世和个人“解脱”为价值取向；而中国的佛教和佛学，特别是六祖禅学，则注重入世，强调功德自度和度人，这是不是中国佛学、特别是六祖禅学的一大特点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第三，强调顿悟主义。在佛教史上，“顿悟”跟“渐悟”是相对而言的。印度佛教主“渐悟”。顿悟与渐悟立足于不同的理论基础：渐悟立足于“心性本净”；顿悟则立足于“心性本觉”。心性本净，是指众生之心本来清净；心性本觉，是指众生本来就觉悟。因为心性本净，由净而觉，毕竟有个距离，所以成佛之路只能是渐悟。因为心性本觉，一旦认识，大悟禅机，顿时就可获得佛果。惠能是主张顿悟的，是主张“一悟至佛”的，他说：“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意思就是，靠了自己灵慧，刹那有所领悟，便进入了成佛的境地。惠能所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偈语，不仅反映了他的佛教理论的彻底性，而且反映了他的成佛道路的特点，即反对渐悟，主张顿悟。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是一种简单易行、无需破费即可成佛的方法，这种方法，无疑反映了庶族地主和下层人民的意向，更加贴近他们的信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