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入宋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宋初不少儒者，固守传统思想，对佛教十分抵触。孙复著《儒辱》，指出：“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给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石介等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均以攻击异质文化自居，攘佛的态势则与韩愈大体相同。
    但是也有一批儒者，主张对佛教取分析态度。代表人物是欧阳修，他撰《本论》，认为佛教得以传播，在于它有“为善之说”，于是提出了“修其本以胜之”的口号。他说：“今尧舜三代之政，其说尚传，其具皆在，诚能讲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以渐，而佛无所施矣。”
    “修其本以胜之”是一种战略选择。它内涵着如下内容：正视佛“本”与儒“本”；认识佛本与儒本的内在联系；通过弘扬光大儒本以达到战胜佛本的目的。可以这样说，自宋代中期后，儒家崇儒排佛的认识和实践正是沿着这条战略路线前进的。
    “修其本以胜之”的贯彻过程，就是宋儒认真学习佛教典籍的过程。有的论著指出北宋庆历后，儒学群体中掀起了一股“竞读佛学的热潮”。这个立论是有事实根据的。欧阳修自不必说，李觏、曾巩、王安石、苏轼、程颢、程颐、张载等人也不例外。王学如此，关学、洛学、蜀学也莫不如此。比如，程颐为其兄颢撰《明道先生行状》，就说：“先生为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又如，吕大临替张载撰《横渠先生行状》，说载读《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诸六经”。必须指出，宋儒读佛，旨在了解佛理，着力在儒佛之间建立某种理论联系。
    “修其本以胜之”的过程，就是发扬经学中义理之学治学传统的过程。重视义理，即把理论思想摆在首要位置，这本是先秦儒家的治学传统，比如，在谈到《春秋》时，孔子就曾说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删修《春秋》，侧重在“义”，这是明白无误的。孟子、荀子在阐发和传播儒家经典时，也是重在义理。西汉的儒家，以董仲舒为代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优良传统又光大发扬之。儒家能坐上独尊的位置，也是靠了“义”和“理”。但是，自东汉以后，章句训诂之学逐渐发展，经学的生机受到窒息。唐代钦定《五经正义》后，经学进一步向教条化方向流去，明经取士闹出了许多笑话。但是，在唐代，佛教却在理论上发展了自己的教义，有了自己比较成熟又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儒学在同佛学碰撞中，往往显得“中”气不足。于是，在唐宋之际，在排佛和维护传统思想斗争中，治经路线便向义理之学倾斜。宋代义理之学很发展，宋初三先生和北宋五子治经的理论和实践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张载撰有（经学理窟》一书，其中有一节叫《义理》，顾名思义是专门阐发义理的。他说：“义理之学，亦需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学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又说：“志于道者，能自出义理，则是成器”。宋儒发展义理之学，是明道的需要，是维护传统思想的需要，也是排佛的需要。义理之学发展的结果，是传统经学进一步受到改造和充实。“修其本以胜之”的贯彻过程，又是围绕性理之学进行重点研究的过程。性理之学，是一种阐发道德性命的学说。纵观北宋性理之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宋初三先生罕谈性理，有时甚至摈斥。到了王安石、二苏、二程、张载这一代，风气大变，他们都是非心性义理不谈的学者，都是“尽性”的积极鼓吹者。宋儒发展性理之学，是因为过去性理之说只为佛教所独擅。天台宗三祖慧思（515-577年）著《大乘止观法门》，在解释佛学主旨时就说过：“佛名为觉，性名为心”。佛教独擅和宣扬性理，使传统经学处于被动位置。斗争的深入使宋儒发现，把性理之学推诸佛教，由佛独擅，这原是历史的误会。他们认为，性理之学，原来就是儒学所固有的，原本就是传统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中庸》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基于此，他们的理论思维就有了新的升华，他们的立足点是企图说明：佛教所讲性理，并不新鲜，它们有的，我们早就有了。程颐所撰《明道先生行状》，有一段话发人深思，内云：（明道）“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以下，未有臻斯理也”。这里所说“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实就是探求道德性命之理。
    另，北宋蔡卞撰《王安石传》，内云：“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盂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
    我们在这里且撇下宋代性命之学究竟是谁开创的问题，我们只想说明，以道德性命之学为其讲学内容，王学洛学并无二致，他们的着眼点都是企图通过发掘弘扬儒学中的性理之学，确立自身在儒佛斗争中的优势，并在理论上实现有力的导向。
    “修其本以胜之”的贯彻过程，也是提高四书之学在经学中的地位的过程。两宋以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强音是“尊五经”；但两宋以后，尊五经便被尊四书所代替。所谓“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门之学，在两宋以前，大部分并不显赫；但是，自两宋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著作很多；二是《大学》、《中庸》已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三是兼通四门学问的学者为数不少；四是四门之学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为什么这四门之学能登上大雅之堂呢？从儒佛关系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这四门学问是儒佛关系的交叉，双方都可以在四门之学中找到共通点，或者叫做共生点。比如，佛教为善之说，就可从《孟子》中找到影子；佛教的性论也可从《中庸》中找到类似的论述。苏辙有个撰作，叫《老子解》，《序》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僧道全与予谈道。予曰：子所谈者，予于儒书已得之矣。《中庸》曰：‘喜怒哀乐之宋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非佛法如何？六祖所谓不思善、不思恶，则喜怒哀乐之未发也。盖中也者，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总名也。”六祖就是惠能；佛法就是心法。苏辙认为，《中庸》跟佛法无疑是相通的。苏辙的意见，其实也就是宋儒中许多人的意见。必须指出，宋儒将佛法跟《四书》相沟通，这仅仅是手段而已。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沟通以达到以儒融佛。而客观上，却起到了进一步抬高《四书》地位的作用。
    必须指出，《四书》的思想体系是以思盂学派为主体的思想体系。《大学》其实是孟学；《中庸》其实是子思的作品。思孟学派，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中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学派。两宋以后，思孟学派受到重视，《四书》地位受到认准，不仅仅是儒佛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的客观需要。这也就是关乎后期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重构问题，而儒家中的保守主义与宗教唯心主义相结合，也就成为这种理论架构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