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中唐时期泛起的以疑古和惑经为特点的新经学运动，对传统思想是一大冲击；那么，以惠能为旗手、以强化世俗性为特点的宗教革新，对传统思想的冲击更大、更广泛，更加波澜壮阔。
    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自中唐以后，士风日下，禅悦之风日炽。士大夫阶层狂热礼赞惠能开创的禅宗。安史之乱给正常社会生活造成的破坏，则进一步强化了世间向禅势头。史称当时禅宗盛极，“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姓，皆慕心向道。”更其甚者，知识分子队伍也出现新躁动，“四方学者云集座下”，聆听禅宗布道。当时一大批文人儒士如柳宗元、刘禹锡、李泌、裴胄等人，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们与禅师或师或友，过往甚密。而禅师们也一改清高，“以诗礼接儒俗”，“以文章接才子”，“以禅理悦高人”。禅门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信徒越来越多，加上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支持，禅悦之风便愈刮愈烈。
    面对意识形态新动向，儒学群体中的有识之士产生了强烈的优患意识。于是，从中晚唐开始，下逮两宋，不断有人著书立说，抨击现实，逐渐泛起了以维护儒家正统地位为中心内容的社会思潮。
    这个思潮，是一个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大较言之，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崇儒排佛”阶段，时间在唐宋之际，儒学群体的代表人物是韩愈，核心问题是“明道”。第二阶段可称为“援佛入儒”或“以儒融佛”阶段，时间是在两宋，儒学群体代表人物是宋代理学的泰山北斗，如北宋五子，如南宋朱熹，核心问题是“尽性”。
    惠能去世后约五十年而韩愈生。韩愈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唐德宗到唐宪宗几朝度过的。在此前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是佛教势力的迅猛发展。据《唐会要》，开元时期，全国寺庙总数已超过五千所。《资治通鉴》也揭露了代宗时期“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的现实。
    韩愈崇儒排佛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道论当中。他的道论是由明道、原道、道统、道学诸部分组成的。这个道论，顾名思义是言“道”，但不是倡言佛老之道，而是倡言儒家传统之道，着眼点是企图为儒家传统思想正本清源。
    韩愈排佛论持之甚激。这在《谏迎佛骨表》等文中溢于言表。他力主“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有的学者说：“韩愈之排佛，其所力辟者，实是佛教而非佛学”。我们不作如是观。我们认为，韩愈排佛，触及了“道”，而这“道”就是理论体系。但他的排佛毕竟过于感性化，在理论深度上确实没有很大突破。
    韩愈排佛，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思想。这一点，在儒学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反响。但是，他的排佛又存在过于简单和感性化的问题，这一点，也促进了儒学群体的理论思维。于是，中晚唐以后，崇儒排佛的理论与实践，又有了新的上升。
    柳宗元与韩愈是同时代人。他写过一篇文章，叫《送僧浩初序》，内云：“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与性情]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柳河东集》卷二十五）柳宗元对韩愈排佛的评价是“忿其外而遗其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韩愈的排佛只是在“外”字上，也就是从宗教迷信的角度做文章；而在“中”字上，即理论体系上，却缺乏必要的理解和探讨。柳宗元认为，对佛教的认识，必须由外而入乎其中，归根结蒂需从理论上加以把握。柳宗元总体看法是，佛教的确有其可非的一面，“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等等，都是使人“不乐”的。但佛教也有其可是的一面，它的理论，往往与《易》、与《论语》贴合，它“与性情]然，不与孔子异道”，这一点是应该看到、应该肯定的。柳宗元还写过一篇碑文，叫《曹溪第六祖赐溢大鉴禅师碑》，这篇碑文，概括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的理论内容，这就是：“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不假耕耘，本其静矣。”这个概括，其实也就是企图指明佛教理论与儒家经典在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吻合性与互补性。
    如果说，柳宗元明佛论，开了唐宋之际从理论上认识佛教的先河；那么，几乎同时期的李翱、刘禹锡等人则在这一基础上又跨前了一步。李翱写过一篇文章，叫《与本使杨尚书请停修寺观钱状》，内云：“天下之人，以佛理证心者寡矣，惟土木铜钱周于四海，残害生人，为逋逃之薮泽。”他强调认识佛理的重要性，强调“以佛理证心”的重要性，所谓“以佛理证心”，也就是从理论高度沟通儒佛的问题。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89年），刘禹锡为禅宗神会弟子乘广禅师撰立碑文，碑文把儒佛理论作了比较，指出：“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浸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自白马东来而人知象数，佛衣始传而人知心法。”这个比较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他认定佛理有其优的一面，却是一清二楚的。
    可以把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的佛论，视为由“排佛崇儒”到“援佛入儒”以至“以儒融佛”的中间环节。这种理论的历史地位是引导文人儒士对佛理进行较全面的认识，认识佛理有着可取的一面。这给两宋排佛理论的升华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给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指出了一个崭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