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联为什么支持盛世才呢？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安全需要及其民族利己主义作用的结果。
    1931-1933年新疆的动乱不仅使苏联与新疆的贸易关系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由于苏联与新疆有2 000多公里的国境线相连， 加之苏联中亚地区与新疆在历史上形成了密切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联系，新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及战乱对苏联中亚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因为“泛伊斯兰主义是没有界限的，它同样能轻易地传播到苏联中亚地区”（注：Arthur C. Hasiotis: SovietPolitical, economic,and miltaryinvolvementinSinkiangfrom 1928 to 1949. GarlandPublishing,Inc. NewYorkandLondon 1987 p.90～91.）。因此， 不久前才镇压中亚巴斯玛游击队民族运动的苏联（注：Arthur C.Hasiotis:Soviet Political ,economic, andmil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from1928to1949. GarlandPublishing, Inc. New York and London 1987 p. 74.）， 无论从维护对新疆经济贸易利益方面还是从保持中亚社会政治稳定方面考虑，都希望新疆结束战乱，早日实现和平安定。
    帝国主义觊觎新疆并试图以新疆为跳板绞杀苏俄已非一日。早在苏俄内战时期，英日帝国主义就企图把新疆变成反苏基地。30年代初期，新疆的动乱再次燃起了帝国主义的这种野心。日本在东京出版了鞑靼文《日本通讯社》，大量刊载煽动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通讯和文章。日本招纳苏联中亚逃民成立组织，并准备把土耳其末代皇帝的弟弟扶植为新疆未来的大土耳其王国的傀儡国王（注：Nyman, Lars-Erik : Great Britian and Chinese, RussianandJapaneseinterests in Sinkiang, 1918-1934. Stocknolm,Essette Studium, 1977. p. 118.）。日本还派遣特务大忠西打入马仲英的内部，企图利用马仲英在新疆建立回教国。日本在新疆的活动又与它在华侵略活动结合起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对华北的蚕食，已使苏联在外蒙的地位受到威胁，现在它又试图把势力伸到新疆，如果它对新疆的野心得手，日本将从中国新疆到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形成一条月牙形包围圈。当时，同样令苏联不安的是，纳粹德国也与日本军阀“北进论”叫嚣遥相呼应，希特勒断绝了魏玛共和国时期与苏联的经济军事合作，抛出了“生存空间论”，把苏联定为扩展生存空间的对象，并通过土耳其、阿富汗向新疆渗透，一时间，新疆成了德日反苏反共势力的交汇点。东西法西斯在新疆合流的这种危险也促使苏联密切注视新疆局势的发展，斯大林认为：“新疆不仅为中国的后门，亦为苏俄之后门”（注：Whiting Allen S.,and Sheng Shih -ts'ai: Sinkang: Pawn orPivot? EastLansing , Michigan State Vniv. Pr. 1958. p. 164.）， 在新疆的帝国主义必须清除。
    二三十年代，英国在与苏联争夺新疆商业势力范围的竞争中逐渐败北，为了不让苏联的影响进入印度，并加强对新疆、中东的争夺，也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企图在新疆建立一个缓冲国，并派人到新疆秘密组织了一个拥有会员达3000多人的伊斯兰教会。新疆动乱期间，它认为时机已到，把它长期培植起来的大土耳其主义者输送到南疆鼓动暴乱，指使沙比提大毛拉、伊敏在喀什成立了伪东土政权，同时于1931-1933年间再次派遣斯坦因探险队到新疆“考古”，对南疆叛乱进行策应（注：文斐然：《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破裂》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0-11页；《新疆五十年》，第223-224页。）。东土的政策，按英国驻喀什领事所述就是：“摆脱苏联的控制，保持与英国的友好关系， 并尽可能从英国获得援助。 ”（注：AndrewD.Forbes: WarlordsandMuslinsinChinese CentralAsia.Cambridge Univ.pr., 1986, p.113-114. ）东土还与苏联中亚反共逃民勾结一起，在英国的支持下从事反苏反共活动。英帝国主义在新疆支持反共反苏伪政权，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它告诫南京说：“我们并不介意你们中国人是否听任东土的存在与发展，但如果你们允许东土成为第二个满洲，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保卫自己。”（注：Andrew D. Forbes: Warlordsand Muslins in Chinese CentralAsia. Cambridge Univ. pr., 1986, p.114.）
    英、日、德帝国主义利用泛伊斯兰主义、中亚反共逃民，趁30年代初期新疆动乱之机，在新疆扶植反苏势力，建立反苏政权的一切活动，直接影响到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社会稳定，对苏联在外蒙的地位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并进而影响到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因此，为了维护中亚地区稳定，确保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及对新商业利益，苏联绝不愿看到新疆出现一个受英日支持的反苏反共政权，而十分希望新疆结束动乱，建立亲苏政权，粉碎帝国主义反苏反共阴谋。建立亲苏政权必须首先解决支持人选的问题，而当时，可供苏联考虑的人选只有东土、马仲英和盛世才。
    从东土来看，虽然东土伪总统和加尼牙孜与苏联有一定关系，但如前所述，东土与英国早有勾结，它实际上为亲英派沙比提大毛拉所把持，因而苏联决不会把建立亲苏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东土的身上。马仲英是新疆政权最有力的争夺者，但国民党36师师长的头衔及其与日本勾结的传闻，使苏联对他不大放心。况且，盛世才为抬高自己在苏联人面前的身价，也抓住马仲英的辫子不放，极力宣扬马是日本侵略军的走狗，这更增添了苏联对马仲英与日本勾结的怀疑（注：在盛世才的大肆渲染下，莫斯科似乎相信马仲英与日本有勾结，当时莫斯科塔斯社持此观点，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也认为：“马仲英系新疆敌人，亦系苏联的敌人，因为马仲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马、日勾结仍缺乏有力证据。参见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之十。），失去了对马的兴趣。这样，作为最后的选择，苏联只有把建立亲苏政权的希望寄托在盛世才的身上。
    起初，苏联对盛世才也持怀疑态度。盛世才自己承认：“因本人系日本陆大出身，恐将与马仲英合流作日本法西斯野心侵略军阀的工具。”（注：盛世才：《十年回忆录》，载（台北）《自立晚报》1953年1 月12日。）盛世才留用背弃马仲英的日本间谍大西忠后，苏联更“畏盛接受日本的援助”（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七，载《传记文学》20卷第2期，第68页。）。苏联对盛成才手下的2 000名白俄归化军也极不放心，苏联还打消了盛世才用苏援武器招编5 000 名阿尔泰归化军的想法，因为归化军原系白党仇视苏联（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81页。）。 但盛世才很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首先是于1933年10月逮捕了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格里米肯。盛还极力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在与苏联领事馆人员会谈时满口马列主义词句，并在自己的书房中布置马列主义书籍；派陈德立赴苏求援时，盛又特意嘱托陈向莫斯科倾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目前台湾所披露的资料看，盛在日本的确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盛在回忆录中也自称曾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论所迷惑的青年”，去新疆的动机是为了“看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苏俄的实际情况如何？斯大林是怎样领导世界革命？以决定我一生的信仰”（注：盛世才：《从南京到新疆》载《传记文学》第17卷第2期，第93、94页。）。 盛的一些同学朋友也称盛“于民国十五年时曾在日本研究共产主义，参加组织”（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二，载《传记文学》19卷第6期， 第25页。），盛入新顺利及能获苏联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全是因为“他在日本已参加共产党组织”（注：宋念慈：《我所认识的盛世才》载《传记文学》55卷第5、6期，第80、106页。）。 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苏联对他产生了好感，认为他不失为在新疆建立亲苏政权的合适人选，而且，“在苏联眼中，盛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领导者”（注：Arthur C. Hasiotis: Soviet Political, economic,and miltaryinvolvement in Sinkiang from 1928 to 1949. GarlandPublishing, Inc. New York and London 1987.p.92.），有能力统治好新疆。 再者，盛世才是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新疆边防督办，支持盛也可以使苏联避免支持其他人选所带来的麻烦，因为按斯大林的逻辑“苏联当年援助与它素无关系的盛政府也就是间接援助了中国的中央政府”（注：吴霭宸：《中苏关系》，纽约1950年版，第257～258页，转引自《新疆五十年》，第192页。）。
    这样，一方面是盛世才在强敌威胁之下需要外援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苏联为维护其中亚地区稳定和远东地区战略安全，为扩大在新疆权益，也乐于援助盛世才，以在新疆建立亲苏政权。正是在这种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基础上，盛苏同盟很快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