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关于中苏领导人交换关于朝鲜停战问题意见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国方面的文献描述的，（注：这与此前中国官方编写的外交史中的说法是吻合的，不过更详细，更具体了。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但如果认为会谈的结果是“一致认为中国和北朝鲜方面目前正处于在与敌人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的地位”（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则未免言过其实，因从谈话过程看，当时周并未立即接受苏联的立场。）俄国有关档案提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注：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年8月9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58，д。266Ⅰ，лл。122-131，转引自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3,Fall 1993,p.17。）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注：参见K.Weathersby和F.Orlandi前引文；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155。）但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是不可取的。
    正是依从了新方针的精神，毛泽东在3月23日给丁国钰发出如下电报：“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电报还通知说正在准备给克拉克的复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148-149页。）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1页。）
    与此同时，苏联向西方做出了明显地表示和解的姿态。3月21日，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注：《漫长的战斗》，第618页。）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又致电金日成，劝说朝鲜当局释放被扣押的法国公民14人，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法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给与积极回答在政治上是恰当的”。（注：莫洛托夫致拉祖瓦耶夫电，1953年3月25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94-95。）莫斯科的新方针对于朝鲜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据说金日成得悉这一新情况后“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注：Н。Базанова，СамаязагадочаявойнаХХстолетмя，НовоеВремя，1996， 6，л。31。）苏联特使报告说，“在3月29日的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个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他还抱怨说，“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注：库兹涅佐夫、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年3月29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97-99。）这后一句话，显然带有责怪中国人的意思。
    的确，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递交了复函；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还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和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在中苏双方都崇尚个人作用的政治体制中，斯大林去世对于中苏关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约500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在4月1日的声明中，莫洛托夫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交换病伤战俘，而且双方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以缔结停战协定和结束朝鲜战争。（注：1953年4月2日《人民日报》。）但中国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把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4月8日又电：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2-294页。）这样部署的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