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战斗飞行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72、369、393页。）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志司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在5月上旬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电报指出：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条件下，我一个军攻歼敌人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军一齐动手发动一次战役反击，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造成敌内部更大的恐慌。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于4月1日复电：“建议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甚好”。4月3日，彭德怀代军委拟电复杨得志、王建安，认为此时发动小规模的歼击战，对于志愿军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由杨得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4月20日邓华来电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因此，“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 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93页；《彭德怀年谱》，第547页；徐焰著：《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47-348页。）
    4月26日恢复的板门店谈判，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也在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4月30日彭德怀指示：应“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至于战役性进攻，如谈判无结果，在6月按计划举行。5月11日邓华等指示各部队：板门店谈判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决，6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但是，当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志愿军便在当天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95、399-401页。）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直到6月初谈判再次恢复并达成协议，中国曾就谈判方案和发动战役的计划与苏联进行过协商。
    关于6月4日恢复谈判和8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1953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22日杜勒斯访问印度时，要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国大使会见莫洛托夫，又向苏联施加了压力。（注：C.Crane前引文，第82-83页；《漫长的战斗》，第626-627页；格登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730-731页；比尔等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中文版，第88页；安布罗斯著：《艾森豪威尔传（1952-196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92页；波伦著：《历史的见证（1929-1969）》，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文版，第436-437页。）然而，这种看法未必站得住脚。华盛顿的确在积极制定核计划，但问题首先在于美国是否有意明确传递这种信息以及中国是否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伦都没有明确表示出美国有动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鲁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至于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压力，至今尚未发现此期双方有过接触的材料。而美国的档案文献表明，在4-6月华盛顿的指示和板门店谈判代表的报告中，都没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国提出过任何警告，其中最强硬的说法也不过是：美国将不支持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谈判。（注：麦乔治·邦迪著：《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335页。）
    实际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当时得到了美国的警告，也完全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志愿军在5月25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5月27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对进攻目标的部署。6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于6月16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人。（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06、411页。）至于说到6月8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波伦在会见莫洛托夫时有如下表白：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注：莫洛托夫日记摘录，1953年5月28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6-13。）中国的档案文献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04-305页。）
    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月5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注：《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22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19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月2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注：《彭德怀年谱》，第553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50页。）6月25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6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31、425页。）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6日志愿军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的作战方案。翌日16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51-452、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