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湘军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二十年，随着曾国藩等人的去老，它也就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制度，却为晚清许多重要人物所继承和发展，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影响。
    李鸿章出身于湘军幕府，其淮军幕府规制亦大致仿效湘军幕府。淮军幕府以后勤机关最为庞大，机构最多、人员最众，淮军幕府中的营务处、参谋部、办理文案的文书处等都与湘军幕府办事职能如出一辙。淮军幕府的招致方式，亦大致因袭湘军成法。重要人物多由奏调，或辗转推荐。其工作受统帅分配督导。地位和报酬上，淮军幕府人员不尽为私人宾席，可随时因功奏保升陟，授以实缺，其薪水亦不尽为修金，大半由所属局或军营供给，虽非官俸，亦非出自统帅李鸿章私囊，这也与湘军幕府类同〔13〕。
    淮军幕府虽不如湘军幕府“各类人才荟萃”，但规模上也十分可观。比较突出的有如主管后勤供应的薛书常、王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蒯德模、蒯德标、何慎修、陈其元、陈鼐、陈浚、吴世熊、钱鼎铭、徐文达、万年清、郭道直、李元华、丁日昌、冯浚光、刘瑞芬、刘含芳、沈保靖、刘汝翼、王德均等；佐李鸿章擘划军中大计的郭嵩焘、刘郁膏、赵继元、倪文蔚等；办理文案的金福曾、朱其昂、秦缃业、周馥、李金镛、凌焕、邵曾、王学懋、魏承樾、杨宗瀚、钱勖、钱恩棨、薛福辰等，这些大多是“经纪庶务之才”、“精明练达之士”。淮军幕府人物不但维持淮军军系稳定，加强、发展淮军力量，而且经李鸿章等人的奏保，出任地方大吏如刘郇膏、张树声、郭伯荫、刘秉璋、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徐文达。他们在政治上与李鸿章志同道合、声气相求、遥相呼应，成为李鸿章政治上的奥援。在晚清史上，李鸿章集团与湘系势力双峰并恃，左右着晚清政局。这一点，淮军幕府与湘军幕府也是大体上一致的。
    继李鸿章幕府之后，淮军各军也自辟幕府，人才亦很可观，如武毅军有于国桢、严作霖、达桂保、李凤章、桂林香、旷际、王朝弼、罗秉桢、陶子绶、李谷生等；铭军有吕耀斗、林之塑、方策勋、朱景昭、徐宗亮等；盛军有秦际唐、郭春煦、江云龙、吴鼎云、陈澹然、石有深、朱绍颐、何延庆；庆军的刘海楼、王锡鬯、彭汝云、邱履平、林葵、袁鸿、杨安震、杨昌祐、纪堪沛、茅延年、陈长庆、张祭、张謇、袁世凯、周家禄、束纶、范铸、王少卿等，在许多方面也都因袭湘军成例。
    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政治渊源与湘军关系不甚密切，但其幕府也明显受湘军幕府影响。表面上张之洞幕府与湘军幕府差别较大，但细加考察，张之洞幕府在本质上与湘军幕府相类似。首先，规模上人数众多，云集各类人才，可与湘军幕府前后相辉映。如张之洞幕府拥有学贯中西的辜鸿铭、文史大师罗振玉等一流人才，而曾国藩幕府内云集了宿学名儒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俞樾、吴敏树、戴望等及所谓的“三圣七贤之目”，前后相较，不难发现共异曲同工之处。其次，张之洞先在广东设广雅书院，后在湖广设西湖书院；同治八年，又建文昌书院。这与湘军幕府中的书局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湘军幕府在安庆、金陵并设书局；此外，又在苏州、杭州、武昌并设书局合称“五局”，一时“名儒硕学，众流所归，文士汇集”〔14〕。其三，张之洞幕府，设洋务委员、文案委员、矿务局委员、无烟药厂委员等；湘军幕府里“委员”称呼虽不广泛，但也已出现，如委派容闳为出洋委员，“采用委员丁日昌条议”等。郑天挺先生说：“（张之洞幕府）委员用作官职名称，由幕僚的朋友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幕僚之间的平等关系，现在加上领导，有了等级；幕僚原为礼聘，现在成了札委，幕僚原来是私人助手，现在成了正式官吏；幕僚原来只是一种名义，现在要负实际责任了。”〔15〕其实，这些在湘军幕府中就已露端倪，湘军幕府的重要人物多由奏调，或由属吏中委派，次要者或函招，或札委等；湘军幕僚经常因功奏保升陟，又由于有的参加了治军作战、筹饷等实际工作，也就出现了职称。正因为这，也就产生了等级差别和一系列奖惩制度，故湘军幕府是一个半官方半正式的机构。在湘军幕府里，参加实际行政工作的幕僚也负重要负任，如李元度入湘军幕府办理营务，失守徽州，曾国藩把他弹劾，革职拿问。在湘军幕府内，加强了幕主的力量和地位，降低了幕僚传统的地位，改变了主宾关系的性质，使幕僚与僚属相差无已。张之洞幕府继承了这一点，并使之制度化。由于湘军大帅的军政事务加多，湘军幕僚与幕府外间的联系是频繁的，湘军集团的人际关系，联络协商、内部关系调整都靠幕僚进行。张之洞幕府也继承了这一点，如张之洞派幕僚辜鸿铭接待俄国皇储〔16〕，与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相会于武昌〔17〕。以上这些说明，张之洞幕府与湘军幕府相比，只是形式上的改换，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其中可窥，幕府制度前后的继承关系和深刻的历史渊源。曾国藩利用幕府开督抚专政之先例，无独有偶，张之洞也是依靠幕府这个班底，翻云覆雨，操纵政局。
    袁世凯的崛起也与幕府制度密切相关。袁世凯早年投身于淮军统将吴长庆幕府，深谙湘淮军幕府制度，试图借此渠道谋求仕进之机，在幕府内受到吴长庆的赏识。在朝鲜“壬午政变”中，他协助吴长庆镇压了“开化党”，被赞许为“应变良材”〔18〕，后又受到李鸿章的赏识，派他驻朝办理中朝交涉事宜。光绪二十年，日本在朝鲜加紧挑衅，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利用机会回到国内，一方面争献练兵良策，迫切要求整顿武备，编练新军，制造强大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抢先“招致幕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19〕，广开幕府，骗取虚名，获编练新军大权。此后，他又网罗了一大批幕僚为其赞画帷幄、推波助澜。据不完全统计，先后集结于袁世凯幕府的有徐世昌、王英楷、梁华殿、张勋、冯国璋、阮忠枢、沈祖宪、陈燕昌、萧凤文、田文烈、言敦源、吴篯荪、梁士诒等，袁世凯正是依靠这帮人为其充当左右手，如阮忠枢入袁世凯幕未久，就被袁世凯“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20〕，一直为袁办理“切身政务机密”，充当袁的文武部属间的联络人员。徐世昌为袁世凯起草文告、制定策略、密谋措施，无不用心，成为袁世凯崛起至覆亡全过程的轴心人物。袁世凯的幕僚亲信，织成一幅“瓜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的政治罗网，抛向全国。这种局面正是袁世凯势力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淮军余裔的袁世凯，正是依靠幕府这一工具，迅速地涉足晚清政坛，并继而纵横捭阖、专擅权热，全面控制政局。湘军幕府、淮军幕府、北洋军阀幕府一脉相承关系也于兹可见。
    总之，湘军幕府在助成曾国藩等湘军将帅建立“中兴伟业”的同时，它又使曾国藩等湘军大帅督抚，逐渐掌握了军事大权、财政大权、用人大权。曾国藩坐镇两江，遥控东南七省。经湘军大帅的奏保，幕府人物纷纷出任地方大吏，一时“名门大吏，半出其门”，使督抚专政局面遍及各地。幕府人物出任地方大吏，使幕府成为“既无风险又可名利双收”的官吏升迁之终南捷径。晚清许多重要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张謇、袁世凯、杨士骧、徐世昌、张鸣岐等等都托迹于幕府。如徐世昌在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下，另辟蹊径，应袁世凯之聘，赞襄戎幕，此后凭借袁世凯幕府领袖的条件，飞黄腾达。又如张鸣岐，“清季大府幕宾，多纳馈，高者亦希荐擢，为进取阶，张制府。鸣岐，即以岑幕起”〔21〕。湘军幕府作为一种制度，又为晚清重臣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所继承、所仿效、所发展。他们不但在幕府组织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继承了湘军幕府制度。他们利用幕府作为扩张个人权势的工具和手段，依仗幕府奔走权门、投靠依附、结成核心集团，纵横捭阖，在辖区内自成一统，形成满族亲贵既心存猜忌又不得不加以倚重的地方实力派，从而左右政局。如在清末废帝与反废帝的激烈政争中，刘坤一的幕僚施炳燮、张之洞幕僚赵凤昌、铁路电报大臣盛宣怀的幕僚何嗣焜伙同张謇、陈之立、汤寿潜等人召开秘座会议，商定了“迎銮南下”的方案。故康有为说，清末“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皆拱手而得之督抚”〔22〕。这确实是晚清政治的真实写照。从这意义说，湘军幕府虽是晚清政权的支柱，却又首开削夺晚清中央专权之先河，导致地方势力恶性膨胀，为清王朝制造了更深刻的危机。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业师祁龙威、周新国两先生的悉心指导，同时还从台湾学者缪全吉、王尔敏两先生的著作中得到教益，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