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十世纪最初10年，由于连续而又频繁地组织武装起义，孙中山的大量精力用于筹款和策划，未能就世界大同思想作进一步的论述。但是，民国成立以后政权却落在并无共和思想的旧官僚袁世凯手中，其后讨袁、护法等战争的艰苦奋斗，也未能改变大小军阀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的黑暗局面。这一切都使孙中山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同时也使孙中山对世情与国情的认识进入一个更为深刻的层次。可以这样认为，孙中山在其晚年把他的大同思想作了更明确的论析。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开始在广州国立高等学堂演讲三民主义， 每周一次，至8月24日因对付商团叛乱及准备北伐而中辍， 这是孙中山思想主体部分较为全面系统的表述。在《民族主义》第6讲的末尾， 孙中山总结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
    孙中山所说的治国，是指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包括均富）。而平天下，则是发扬“济弱扶倾”的传统理念，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谋求各自的独立、自由和富强。他说：“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前，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灭消，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孙中山所说的“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把《大学》所标榜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我国传统的“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他把道德范围的东西放在知识范围中来探讨，认为应该先从个人的内省与自我完善做起，讲究自身的文明修养，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沿袭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家族是国家的基层团体，由家族而宗族而国族，合群图强然后才能讲民族主义，而且只有先恢复民族主义才能讲世界主义。他的最高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注：《孙中山选集》，第691页。）
    二是力图以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他曾经明确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注：《大亚洲主义》，《国父全集》第2册（8），台北1973年版，第306页。 ）古代的儒家历来主张行仁政，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实际上也是正统儒家所服膺的一种政治哲学，认为道德的力量胜过军事的力量，民心的依违向背乃是施政者决策的根据与归宿。孙中山则把这种古老理念加以现代诠释，并且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准则，力求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谐、平等、合作的新格局与新秩序。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王道来实现世界大同。
    以这样的理想来作为奋斗目标诚然是值得尊敬的，而作为对于各国政治家的规劝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孙中山在自己的晚年却存在着两个思想上的误区：一是想把日本引为儒学大同理想的同道，一是误认苏维埃主义等同于“孔子之所谓大同也”。
    1923年秋天，犬养毅出任内阁邮电大臣兼文部大臣，由于过去有较深的历史关系，孙中山对他寄予很高期望，所以闻此立即写信联络。此信一开头就说：“山田君来称，先生此次入阁，将大有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闻之狂喜。”信中批评了日本既往的亚洲政策与对华政策“以列强之马首是瞻”，并且诚挚地希望日本改弦更张，“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注：《致犬养毅书》，《孙中山选集》，第531～532页。）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脱亚论”即愈演愈烈。所谓“脱亚论”即把欧美视为文明，亚洲视为野蛮，日本应脱离野蛮的亚洲并趋近文明的欧美，并且效仿西方列强的方式以征服亚洲并争霸世界。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坚定不移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其后甚嚣尘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一脉相承，所谓“共存共荣”、“相互提携”之类美丽谎言，无非是蒙骗亚洲人民的毒药之糖衣而已。只要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劝说日本“以扶亚洲为志”，无异与虎谋皮。
    孙中山向犬养毅的献策有二：一是“日本政府此时当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对内可以统一，对外可以独立，一举而打破列强之束缚。从此日支亲善可期，而东亚之和平永保；否则列强必施其各种手段，以支制日，必使日支亲善永无可期，而日本经济必再难发展。”二是“日本当首先承认露（俄）国政府，宜立即实行之，切勿与列强一致。……夫英米（美）海军各已强于日本者数倍，而露国在于今日实天下莫强焉，不可不知也。以孤立之日本而当此海陆之强邻，岂能有幸？故亲露者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注：《致犬养毅书》，《孙中山选集》，第531～536页。）孙中山把“亲露”放在世界战略的高度来审视，他说：“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说者多谓必为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其必为公理与强权之战也。而排强权者固以亚洲受屈之人民为多，但欧洲受屈人民亦复不少，是故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强暴者。如是，在欧洲则苏俄独为受屈者之中坚，英法为横暴者之主干；在亚洲则印度、中国为受屈者之中坚，而横暴者之主干亦同为英法，而美国或为横暴者之同盟，或为中立，而必不为受屈者之友朋，则可断言也。惟日本尚在不可知之数，其为受屈者之友乎？抑为受屈者之敌乎？吾将以先生之志能否行于山本之内阁而定之。”孙中山当时已经接受了列宁关于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等重要观点。在他所作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系列演讲中，对此已有充分的表述。
    争取日本联合苏俄，借以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外援，这在斗争策略上无疑是合理的，而当时的苏俄也确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但是，孙中山的善良愿望毕竟改变不了严酷的现实。在帝国主义时代，公理与强权之战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但公理并非一定都能战胜强权。各个国家的世界战略考虑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而国际斗争的胜负则主要取决于对立双方的国力。因此，代表公理的“受屈者”与代表强权的“横暴者”之间的斗争，便必然是长期、复杂而艰苦的，而国际无信义的丑恶现象则比比皆是。因此，孙中山把争取日本支持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犬养毅的入阁并得行其志，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孙中山对于苏俄也缺乏更为深切的了解。他认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苏俄立国之主义，不过如此而已，有何足畏！况日本为尊孔之国，而对此应先表欢迎以为列国倡，方不失为东方文明之国也。”（注：《孙中山选集》，第535～536页。）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何况此后苏联随着国力的上升，沙皇时期的大俄罗斯主义遗毒渐行泛滥，在国外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推行霸权主义，也并非始终是中国最忠诚可靠的盟友。
    但是，决不能把孙中山看作空想家，他的上述话语很多是从斗争策略考虑。享有“世界公民”美誉的孙中山并非一个世界主义者。他把世界主义当作一个崇高而又遥远的政治理想，然而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实行民族主义，因为如果没有各民族的独立与平等地位，世界主义便是卑劣的欺骗。他明确指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主义：一种是帝国主义用以“煽惑”被压迫民族放弃民族防线的虚伪世界主义；另一种则是以苏俄与中国为代表的以民族的独立、平等为基础的真诚的世界主义。其结论是：“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孙中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叫作民族主义，并且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才能实现整体人类的世界主义，也就是真正的世界大同--这就是孙中山的理想世界，也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